【大家】

作者：常建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

学人小传

冯尔康，1934年生于江苏仪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学术委员，曾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中国谱牒学会副会长。1959年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师从历史学家郑天挺攻读明清史专业研究生。从事史学研究60多年来，主要研究社会史、清史、宗族史和社会结构史、史料学等领域，著有《冯尔康文集》《清史史料学》《雍正传》《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社会转向》《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中国社会史概论》等。

冯尔康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也是著名清史专家。冯先生已是88岁米寿高龄，仍著述不辍，可谓老当益壮。2025年，他出版了10卷本《冯尔康文集》，此外尚有数十种专书行世，其中新著《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是84岁时出版的。

冯先生研究历史，第一步总是摸清资料底数。他说过，他同许多同行一样，一贯倾心于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解读，也许是属于“史料派”，强调“用资料说话”，主张史学著作要“寓论于史”。冯先生治学同样重视史学新领域，把新观念、新方向、新领域视为打开史料宝藏的钥匙。

冯尔康与本文作者常建华（右三）在学术研讨会上

探索治清史的门径

冯先生在南开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学习明清史。郑先生继承了乾嘉学派重视史料与考证的优良传统，同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探索新的史料学。20世纪50年代，郑先生在南开开设过“史料学”课程，那是当时学习苏联新设的课程。冯先生说，导师对他最深的学术影响之一就是进行“史料的批判”，即批判地研究史料。

清史史料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不仅需要费时费力地搜集，还要讲求研读的方法。冯先生60年代初的研究生论文主体，20多年后以《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江南商品经济中的几个问题》为题发表，此文是依据地方志、文集以及碑刻、笔记、族谱等资料写成的，大多属于地方文献。而成书于80年代初的成名作《雍正传》，则主要依据清廷官书资料《清实录》及起居注、朱批奏折、玉牒等。冯先生阅读清代资料之广泛而深入，是他长年勤奋治学且治学有方的结果。杜家骥兄与我是冯老师招收的首届研究生，那时我们常到老师家上课，看到老师总是在办公桌前看书，椅子面上、地面上有磨过的印迹。师母周老师说，你们老师成年看书，椅子都磨成那样了。老师从平房搬进楼房，我们帮助搬家，看到老师用鞋盒装的一盒盒卡片，有的是早年做的，已经陈旧泛黄，不由感叹老师治学之勤。

冯先生对《清史史料学初稿》精益求精，不断增订，后来又出了三个版本。199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增加了海外清史文献的介绍、地方政书、文编中的史料等内容，增写台湾学者对清史文献的整理、鸦片战争后清史史料的说明，大为完善，篇幅比原书多出二分之一。于是，该书出版时，去掉了原书名中的“初稿”二字。冯先生在新书“自序”强调“没有历史资料便不能说明历史，没有史料学便没有历史研究，也就没有历史学”。

此后，冯先生不断探索多种史料的价值与利用，如族谱、刑科题本与履历档等，这些新的研究心得写进了2004年的新版本中。如介绍“引见履历档”，从引见制度说到履历档案的形成，“一史馆”所藏的履历档、整理编目和利用情况，它所反映的清朝任用官员制度、实行状况及与朝政的关系。还交代了“书画”图书的史料意义，以清初吉林满族史为例，增设“综论笔记、文集、方志对清史专题研究的价值”一节，使得该书特色更加突出。

2013年故宫出版社推出的《清史史料学》更增加了大量书影，为读者提供了对原书的直观印象，图文并茂，成为学术珍品。

《清史史料学》广受国内外学界的好评，被视为清史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入门的基础读物和研究性的教材。

冯尔康著《雍正传》

人物与人物传记研究

雍正皇帝很有性格且颇受争议，冯先生的《雍正传》全面深入呈现了传主奋发有为的一生。雍正帝继位充满谜团，多被认为是篡位夺权，冯先生则认为是合法继位。为了这一研究，先生成为最早利用记载清皇族生育档案玉牒的学者之一。说来也巧，另外两位同时利用玉牒的著名学者吴秀良、杨启樵先生也都是主张合法继位说的学者。冯先生阅读了有关雍正帝的大部分资料，辨析具有歧义的史料，慎下结论。这种研究雍正继位问题的态度，受到读者赞许。冯先生探讨雍正改革问题，颠覆了人们对于雍正帝的印象。先生将雍正改革的成败放到所处的时代分析，进而阐述该时代既没落又允许某些发展的社会特征。《雍正传》不仅显示出高超的史料驾驭能力，更彰显了综合分析的史识。冯先生说他写《雍正传》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为了从简、从俗，书名如此。但是，当把研究雍正帝的论文结集时，冯先生不改初衷，将其命名为《雍正帝及其时代》。据说，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曾想写雍正帝的历史，见到冯著，认为写得好，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中国史学重视人物，正史即采用纪传体。研究历史人物最主要的依据就是传记，冯先生认为：“大量的人物传记，对于人们认识历史，认识自身和家史，尤其是快速接受历史知识的价值，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为了给清代人物的研究者、文学艺术创作家，以及寻觅先人历史资料的民众提供方便，先生写作了《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此书介绍清人传记史料书籍的作者、内容、文体、出版、收藏、利用情况以及有关的工具书，特别着眼于帮助于人们认识史料的用处和利用史料，成为全面寻找清人传记资料的工具书。

冯尔康著《清史史料学》

又如关于清人尺牍的传记史料价值，冯先生首先介绍尺牍的由来、名称、程式、类型以及写作与出版，接着讨论清人尺牍的传记史料价值：尺牍作者的传记素材，收信人和信中人物的历史资料，社会历史资料。特别是为了深入探讨尺牍史料价值，先生利用《秋水轩尺牍》的资料，给其作者幕宾许思湄制作年谱，演示了如何制作年谱传记，如同手把手教人如何使用史料进行写作。

宗族史的不断开拓

明清以来盛行修谱，虽然近代因社会动荡族谱多有损失，但留存至今的仍然数量庞大，究竟有多少，藏于何处？人们都说不清楚。冯先生很早就注意族谱的调研、整理工作，我读研究生时，他要我带领本科同学实习，调研京津图书馆的族谱收藏状况。先生又与我同国家档案局二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合作，编成《中国家谱综合目录》，这是大陆第一部全国性大型家谱目录，为研究者与寻根问祖者提供了方便。

冯先生阅读宗族文献，摘抄了大量资料卡片。还是在我读本科的时候，上先生开设的“清史专题研究”选修课，其中一讲是“清代宗族制度”，发的讲义就是一段一段的资料摘抄，想必是他从摘抄的大量资料卡片中选择的。21世纪国家纂修大型《清史》，冯先生应邀撰写其中的《宗族志》，编委会要求以资料长编为基础撰写，先生遂在已有资料基础上，组织学生补充不同地区的新资料，编成并出版了《清代宗族史料选辑》这部大型资料集，该书汇集了有清一代宗族史的基本史料，观照到不同地区的宗族活动情形，取材包括政书、史书、文集、方志、笔记、档案以及大量视觉史料，主要是民间的族谱（家谱、家乘、宗谱）。

冯先生对于清代宗族的深入研究，集中体现在他的《清代宗族史论》一书。先生从宗亲法及其指导思想、宗族特点、宗族载体、族谱4个方面，综论了清代宗族状况、宗族的社会属性及其演变，研究了族长制的特点、祖坟建设、祠祭墓祭、义产与助学、修纂族谱、政府与宗族的互动关系等问题。

研究宗族需要回答现实问题，宗族在现代社会究竟应处于什么位置，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冯先生思考着这些问题，《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社会转向》一书，是先生将清代宗族研究延续到当今的尝试。为了写好这部书，他带领学生到江西等地进行宗族调查，了解当今宗族的活动。冯先生应邀为一些族谱作序，回答热衷宗族事务人士的问题，也搜集新修族谱。冯先生在书中既讨论清代宗族的特点，“礼以义起”的宗法变革论，“养为先务”的睦族观和家族通财观，谱法中求实际与慕虚荣的矛盾观念；也探讨20世纪的宗族，涉及20世纪上半叶在式微中更生的家族、社会各界的家族观、家谱修纂和谱例改良，以及20世纪下半叶家族宗亲活动，还讨论20世纪最后20年的族谱编修、社会各界的家族观、现代社会的宗亲会。先生认为：“当今宗族有其对社会的适应性，能根据社会的变化和需要，改造其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宗族正是有这种适应力，所以能够在变动中的社会生存下去，非但没有被改革的时代所淘汰，还能在消沉后复兴。”

20世纪中国宗族史的研究，冯先生是重要的开拓者。《近现代海内外宗族史研究》一书，反映了先生的系统性看法，先生对于近当代宗族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非常值得重视。为了研究近现代海内外宗族史、宗亲会史以及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先生利用在国外探亲的机会，深入华人社区，搜集有关华人活动的宗亲会刊物、海报、通知，进行观摩，将研治中国宗族通史延伸到海外华人之中。先生以北美和大洋洲为重点，叙述海外华人的现实状况，分析他们的发展途径，他们与祖国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他指出：“移民一面要融入主流社会，一面又要保持中华文化，而这两者要同时共存，无疑是矛盾的，难于把握的，移民处理好这组矛盾，就会前进，就会生活美满。期待着这个目标早日实现。”

打开社会史史料宝库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

《中国社会史概论》是冯先生撰写的教育部重点教材，书中大篇幅介绍了社会史史料。如何发现史料呢？先生提出：“新观念、新方向、新领域是打开社会史史料宝藏的钥匙。”这一指导性的看法，个人觉得真是至理名言。更新观念对于学者尤其重要，这可以使旧史料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冯先生也致力于社会史史料的发掘，清朝嘉庆朝刑科题本的整理最具代表性。先生写作研究生论文时，读到李文治先生《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的部分刑事档案资料，对它极具特色的史料价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2年问世的《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一书更引起其兴趣。冯先生决心开发嘉庆朝的刑科题本，1983—1987年间，他带领学生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实习，从32000余件嘉庆土地债务类刑科题本中抄录清代各种身份者的资料，成果拟题《清代社会生活及身份地位档案资料选编》。当时我们研究生也参加了抄录，实习的同学有人生病，先生从北京的弟弟家取来药和可口饭菜，关怀备至，同学都很感动。

冯先生《论“一史馆”土地债务类档案的史料价值》一文，也是经验之谈。他认为刑科题本的史料价值可以归纳为生产关系、社会等级、下层民众社会生活、清史研究的突破性、司法史五个方面，特别是其中的“下层民众社会生活史”资料价值，是指“土地买卖、典当、找赎、租佃和银钱借贷运行过程，雇工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人们的宗族、家庭生活，移民的迁徙和创业过程，奴婢听受主人支配的生活”，他认为：“这些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不像达官贵人有较多的文字记录，赖有这类档案史料，使史家可以采集爬梳，去描述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和他们的历史。”这为我们利用“土地债务类”刑科题本提供了指导。

在冯先生的带领下，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将整理、利用刑科题本作为重要科研工作。先后出版了家骥兄与我分别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两种大型史料集，家骥还主编了《清代社会基层关系研究》一书，我则利用刑科题本开展研究日常生活史等工作。我们感谢先生慧眼识题本，为我们指引新的学术方向。

《》（2025年10月18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