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幼年是在七十年代度过的，小孩子，只要能吃饱就没有什么忧愁，那时候物资极其匮乏，好在饭还是能吃饱的，因此我儿时的记忆就是吃和玩。

我们村有三个生产队，我们是一队，多数社员住在在村子西头，一队是全大队十二个生产队里条件最好的。队长原来是村东头一个老头，脾气很坏，后来换了我们邻居大伯，会计至始至终是我父亲，我说的始是自我记事始，前面是谁我就不知道了。

每天早上，队长或者我父亲就到街中间敲铛铛——一个破旧的犁铧，然后扯开嗓子吆喝，简单分配下一天的工作：“今个上午，汉们都去后地上粪，娘们去东南地打坷垃，小孩们今个不上学，都去东南地跟您娘一起拾玉黍疙瘩。”母亲这时候就忙忙地收拾锅碗，问我还吃不吃饭了，得到我不吃的回复后，便把剩下的玉米粥倒到猪食盆里，很多时候，我会突然跟母亲说：“我还要吃饭。”母亲于是一边骂着我，一边拿勺子小心地把中间没有跟猪食混到一起的粥舀出来盛给我。现在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为什么会经常性地犯这个错误。

我这个年龄的孩子不到上学的年纪，也不用去地，我们最好的游乐场是生产队场院和牲口棚，场院很大，在村子西北角，中间装了两扇大木门，所以我们叫这里“大门里”。大门左边是磨坊和生产铀承用钢珠的车间，右边是仓库。再向里走依次是晒花场（晒棉花的水泥地面）、粮库、铀承车间、粉条作坊、油坊、皮带油作坊。小孩子们就在场院里捉迷藏、攀到大门上荡秋千、看磨坊里的大娘如何磨面、给做钢珠的叔叔递铁丝。或者去油坊看棉籽油如何从榨油机中流出，再去翻一块含油多的麻饼放到嘴里嚼。

牲口棚在村子南边，有一个很大的马圈，两排房子，小时候不识数，现在估计起来，大约有二十多头大牲畜，主要是马和骡子，也有几头牛。小孩子很喜欢一匹白脸马，马两眼中间有一片白，长得高大壮实，这匹马是退役军马，屁股前边一点有烙的编号。小孩子们纷纷为白脸马编一些英雄事迹并互相交流，好像他们真的骑过它驰骋疆场。马分为拉边套和驾辕马，白脸马就是驾辕马，拉车的时候走在中间气宇轩昂。谁家结婚，要扎一辆轿车迎娶新娘，就是用生产队的马车，扎上苇席顶棚，给白脸马戴上红花，煞是漂亮。

队里的牲口要下崽的时候，饲养员会提前熬好一锅米粥，不管牛还是马，都是头先出来，一个饲养员端个笸箩接着，另一个饲养员待小牲口的肩露出后，拉住肩膀慢慢帮小牲口娩出来。小牲口刚出生时不会站，母亲用舌头舔了一会儿，它便踉踉跄跄试图站起来，摔倒几次后，终于能够摇摇晃晃跑起来，去母亲身下寻奶。此时饲养员便端来晾凉的米粥喂母牲口。有的母牛生过小牛后，胎衣会在身后挂几天才掉下来，饲养员总是找一个破鞋系在胎衣上，促使它掉落。待胎衣掉落后，就把它挂到高高的树杈上，风干的胎衣能在树杈上挂几年，路边的树上到处都是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说法。八几年我家养了两年水貂，为了省钱，父亲就经常去摘些胎衣来喂水貂。

有一次，一头母牛受了伤，拒绝给小牛喂奶，饲养员每天拿马勺挤些奶给小牛喝，但眼看着不行，小牛精神一天不如一天，那时农村里也没有奶粉，况且给小牛喝奶粉，也太奢侈了，在农村，小孩子没有奶也喝不起奶粉，大人抱着到处寻奶，稍微大点就喂米汤。队长和我父亲商量，反正养不活，迟早是个死，不如趁有肉杀了吧。小牛犊子能有多少肉？也没有给社员分，正好是下粉条的时节，就把肉煮熟了给粉条坊里干活的社员吃。牛下水煮了喊队里的小孩子都拿碗来吃，我那时大概四五岁的年纪吧，印象中经常要大人抱着，也拿了我的小搪瓷碗去吃，队长在给孩子们分肉，看见我，特地挑出囫囵个的牛心搁到我碗里，那小牛心跟我的碗一样大，盛得满满的，我吓得不敢端碗，总感觉它要咬我一口。最终我也不记得这个牛心怎么处理了，是吃了还是给别的孩子了。我只记得到第二天，我哭着要吃肉，母亲抱着我去粉条坊，一个在我眼里的大人，其实那时他不过十六七岁，给我捞了一根骨头，那上面几乎没什么肉了。到现在快五十年过去了，母亲偶尔还会提起：“那个小五真不是个东西，你小时候我抱着你去粉条坊叫他给捞块肉，他找了个最干净的骨头给你了。”

夏收和秋收是大人最忙的时候，也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麦场边要支起看场的窝棚，场边还要架起电灯，一到晚上灯火通明，农村平常晚上到处黑洞洞的，只有过年和农忙才会架灯，孩子们兴奋得无法抑制，都在麦场上发疯地奔跑喊叫，在草垛和窝棚之间捉迷藏。白天，大人在场上打场，孩子们则钻在窝棚里看大人热火朝天地干活，有时会有卖桃子或卖杏的小贩吆喝着经过，孩子们便跟着一起喊：“卖杏儿，老爷没有空儿；卖桃儿，老爷没有钱儿；卖李儿，老爷没有鸡儿。”

孩子们还有一个十分想去却不敢去的地方：菜地。负责菜地的那个老头脾气很坏，看见孩子们进了菜地就破口大骂，生怕我们毁了他的菜，只有跟着大人才可以进菜地。要么就是分菜的时候。菜地收了菜，就按户分好，每堆插上写了户主名字的木橛。领菜都是大孩子的事，挎着篮子找到写有自家名字的菜，装进篮子带走。有时候菜多，比如分南瓜、冬瓜、萝卜、白菜，篮子装不下，就由大人推了独轮小车来装走。

社员们的口粮也是这样分的，父亲拿着账本，看谁家要分多少粮食，过了磅，倒在一处，上面压一张写着名字的条子，由那一家拿了口袋来装走。大了后听母亲说，村里有一家人，男的是公社中学的的老师，女的常年有病，全家很少参加劳动，队长很看不惯他们，总吩咐将仓底粮分给他家，父亲看他家可怜，往往趁队长不在的时候，给他们换成好粮。

那个时候，队里不管什么东西都要分的，红薯秧和红薯渣要分了喂猪，玉米芯和棉花杆要分了烧火，当然这些不值钱的东西不再过磅，按堆分就是了，分来的玉米芯母亲还会再过一遍，找没有打干净的玉米粒，棉花杆也会过一遍，把留在上面的没有开的棉桃揪下来，放到煤火边烤干了剥掉里面的棉花。

生产队菜地里有一棵小核桃树，到秋天能结半口袋核桃，这也要分的，看菜园老头背着口袋，挨家挨户转，每到一家给抓一捧青皮核桃，我家那时也算“干部家庭”，往往能多得一捧。

我记得我参加过的集体劳动是捉瓢虫，棉花地里生了蚜虫，队长要小孩子都去麦田捉瓢虫和它的幼虫放到棉田里，大孩子用草叶交替缠绕，编成“虼蚤窝”，放在玻璃罐头瓶里，把捉来的瓢虫放进去，我也跟在他们屁股后边跑，帮些倒忙。

在我记忆中还有许多有趣的事，但不能再写下去了，这样写估计两万字也写不完。以后有时间了，把它们分开一件一件写吧，还能更详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