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连续发动荔北战役和宜川战役，致使盘踞在西安的胡宗南部遭受毁灭性打击。

为避免被解放军包围，胡宗南决定撤出西安，把主力部队拉到西安城外不远处的终南山一带以观时局变化，终南山位于陕西省境内的秦岭山脉中段，地势构造复杂，地形险阻，道路崎岖，易守难攻，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为“天下之阻”。

终南山距离西安不远，胡宗南的意图把部队拉到这里，可以与西安的守军形成掎角之势，以此增加西北野战军解放西安的难度。

在胡宗南将此计划通知给时任山西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的李茂堂时，却得到一个坚决反对的声音，李茂堂告诉胡宗南，从军事角度来说，到终南山进行拉锯战本来没啥问题，但是他从“科学”的角度认为，“终南山”这三个字对“胡宗南”不吉利，很可能成为胡宗南的命丧之地。

为了说服胡宗南，李茂堂还把《三国演义》里的凤雏死在落凤坡的故事给胡宗南讲了一遍。

如果放在平时，也许胡宗南不会相信，但是此时正是胡宗南兵败如山倒的时候，早已被解放军吓破了胆，听了李茂堂的这番话，当即改变主意，决定放弃进入终南山，而是选择向陕南和四川撤退，这样的话，实在不行还可以坐飞机撤退到台湾。

丧心病狂的胡宗南在撤退的时候，还准备实施一个“玉石俱焚”的炸毁西安的阴谋计划，胡宗南苦心经营西安十几年，自己守不住的城市，也绝不留给共产党。

得知此事后，作为中统特务头子的李茂堂当即向胡宗南主动请缨，由他代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西北绥靖公署暂留西安，监督特务们实施炸毁西安的“玉石俱焚”计划。

胡宗南正为这事发愁，留下来就意味着真的“玉石俱焚”，他的部下却个个贪生怕死，都想要逃窜，而不愿意留在西安点炸药，此时李茂堂代表中统留下来，合情合理，级别也够用，还留够了体面。

胡宗南欣然同意，还留下了大批人员、物资、钱财等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交给李茂堂统一指挥，为了让李茂堂能够顺利“爆破西安”，胡宗南更是大方的拿出8000块大洋。

1949年5月中旬，胡宗南得知西北野战军已经占领渭河北岸，正在向西安推进，于是按照计划迅速撤退，并且与李茂堂约定好启动“玉石俱焚”计划的时间。

然而等到胡宗南率部到达汉中后，迟迟未能听到西安方向的爆炸声，事后才知道，大爆炸没有，小鞭炮是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原来这个李茂堂在胡宗南撤退之后，就开始配合西安中共地下党，挖出了胡宗南部在撤退前埋下的巨量炸药，人民解放军得以兵不血刃，拿下了一个完好如初的古城，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式，鞭炮声是李茂堂和老百姓迎接解放军的声音。

胡宗南得知事情真相后，大呼上了李茂堂的当，这个李茂堂竟然叛变了。

严格意义上来讲，李茂堂并不是叛变，而是归队了，他不是简单的中统特务，是中共潜伏在中统内部14年的红色特工。

李茂堂这个人，不简单！

李茂堂于1906年出生于陕西渭南县，虽然自幼家境贫寒，但家里还是让他念了几年私塾，有了一点文化基础后，15岁的时候经亲友介绍到西安电报传习所学习电报技术，毕业后在陕西省电报局当报务员，由于工作需要，先后前往北平、杭州、开封工作。

工作期间，李茂堂经常接触进步刊物，对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十分崇拜，1926年在西安补习的时候，年仅20岁的李茂堂就由罗承运、林达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在北伐的推动下，浩浩荡荡的大革命兴起，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茂堂来到武汉中华全国总工会任职，为革命发光发热。

不久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中共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然而李茂堂没有气馁，而是选择回到陕西继续搞工人运动，在此期间，先后担任中共陕西省电报局支部书记、西安市东区书记等职务。

1931年冬天，地下党派李茂堂到上海，参加中央机关办的无线电收发报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于1932年春返回陕西安康，任安康电报局局长。

1932年5月，中共安康特委成立，李茂堂被任命为特委书记，1933年3月，陕西省委改组，李茂堂担任省委职工委员，成为陕西工人运动战线上的领导干部之一。

由于李茂堂在地下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很快就成为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当局两次对其进行通缉，李茂堂不得不想各种办法躲避特务的抓捕。

在敌人的疯狂针对下，中共在陕西的党组织遭受重创，并且大肆搜捕地下党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茂堂找到孙作宾、余海丰等人商议，决定由他和陈子敬去上海，向中共临时中央汇报陕西目前的情况，以寻找对策。

李茂堂去上海后，不能直接联系中央，而是首先找到了曾在大革命时期一块在陕西工作过的王超北同志，王超北离开陕西后一直在中央特科工作。

李茂堂与王超北联系上后，将陕西的工作情况汇报给中央，就被留在上海做交通工作。

隐蔽战线的斗争是激烈且残酷的，并不是每一个地下党都有“郑耀先”“余则成”那样从未暴露的主角光环。

1935年9月，李茂堂去河南执行任务时，在陇海路的中牟站被特务逮捕，随即押送到南京，并且关进了“反省院”，后来又被转到上海关押。

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中统前身组织），抓捕了陕西省委常委杜衡，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想要从杜衡身上得到更多中共组织的情报，在严刑拷打之下，杜衡选择叛变，并且卖了李茂堂。

杜衡告诉徐恩曾，在上海监狱中关押的李茂堂是一个“大人物”，他与中央特科的王超北在工作上有联络关系，只要李茂堂叛变，在他的帮助下，一定能够抓到王超北，进而将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

杜衡还介绍说，李茂堂很能干，熟悉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徐恩曾听了杜衡的话，当即对李茂堂十分感兴趣，当即让其去劝说李茂堂投降，争取为中统工作。

杜衡随即来到监狱，对李茂堂进行劝说，再三邀请他加入中统，只要他肯帮助抓到王超北，保证他以后飞黄腾达，吃香喝辣的。

杜衡第一次去做劝说工作，并没有成功，但是李茂堂也没有明确拒绝，杜衡一看，这是有戏，看来劝降也是一门技术，不久之后又来到监狱，劝说李茂堂。

在隐蔽战线的斗争当中，大多数的共产党员被捕后都能坚守底线，宁死不屈，然而此时的李茂堂想了想后，提出一个条件，想要抓王超北可以，但是不能让他声明自首。

杜衡认为这是李茂堂的为求自保的手段，当即向徐恩曾请示，徐恩曾求功心切，迫切地想要李茂堂帮助他抓捕王超北，于是就同意了，但是提出让李茂堂找两个可靠的人担保，才能释放出狱。

李茂堂深知想要继续革命就必须离开监狱，只有离开监狱才能通知王超北敌人的计划，于是李茂堂找到在南京政府审计部当审计的蔡平藩，南京兵学研究院任中校研究员的王子伟，在两个人出面担保的情况下，李茂堂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李茂堂就带着特务去抓捕王超北，李茂堂只是表面上带领他们抓王超北，实际上就是在上海到处乱转，王超北也是有惊无险，逃过一劫，当时一度因为李茂堂真的叛变了。

后来李茂堂在特务们疏于防范的时候，跟王超北取得联系，把敌人的计划全部报告给了王超北，并且委托王超北把他现在的情况以及借机打入中统的打算转告党组织。

对于李茂堂的情况，党组织是十分信任的，当时领导地下秘密工作的王士英与王超北进行研究后，认为可以让李茂堂趁机打入敌人内部，长期潜伏下来，等待时机。

王超北将党组织的意图告诉了李茂堂，并指示他不能随便和任何人联系，也不准擅自联系组织。

就这样，李茂堂在组织的指示下，开始潜伏到中统内部，他也严格要求自己，与敌人同流而不能合污，以合法身份工作，但不做损害党的事情。

虽然徐恩曾对李茂堂给予厚望，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然而李茂堂领着中统的特务在上海那是劳师动众，却一无所获，这可让徐恩曾大失所望，所谓希望越高，失望越大，没有抓到王超北，气得徐恩曾差点把李茂堂又给关起来。

徐恩曾此后也不把李茂堂当回事，就把他安排到收发电报的部门坐了一年的冷板凳，整天就是收发电报，李茂堂也没当回事，严格遵守党组织交待的，长期潜伏的命令。

然而李茂堂很快就抓住了爬升的机会。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留在西安，南京政府陷入混乱当中，李茂堂当即向徐恩曾打报告说自己对西安比较熟悉，不但熟悉环境，也有熟人，在杨虎城的部队中有他的朋友，要求徐恩曾派他到西安设法营救委员长。

当时中统上下正是一团乱麻的时候，徐恩曾看到李茂堂的报告，想到李茂堂曾在陕西工作过，应该有一定的门路，当即去面见陈立夫，想让李茂堂代表中统前去西安打探虚实。

当时陈立夫更是病急乱投医，于是欣然同意，并且答应派飞机空运李茂堂到华阴前线。

李茂堂就带着两名随从，空降到国民党军队营地，化装成老百姓的模样，混进了西安城。

李茂堂并非空口说白话，他在西安还真就有熟人，就是之前担保他出狱的王子伟，王子伟在1936年初调到杨虎城部，担任警备旅的副旅长。

然而当时的西安早已是风声鹤唳，稍有风吹草动就能掀起惊涛骇浪，还没等到李茂堂联系到王子伟，就被警备司令部的人抓了起来，得知他是来营救蒋介石的，直接把他同被抓的蒋介石随行人员关押在一起。

一块被关押的这些难兄难弟听说李茂堂因为来营救委员长而被抓，都很佩服他的勇气。

当时中共谈判代表团得知李茂堂被捕后，周恩来亲自派李克农前去与李茂堂单独谈话，说他表现很好，让他潜伏，等待时机为党做贡献。

经中共代表团做工作，东北军派出一名连长带兵护送李茂堂，离开西安，李茂堂只得回到南京。

虽然营救蒋的任务没有完成，大概徐恩曾也没有认为他能够完成，但是徐恩曾却十分高兴，一来李茂堂的救援行动让他有了脸面，说明蒋介石被关押期间，中统是有所行动的，而来他对李茂堂孤身到前线的壮举也十分欣赏，认为他“对党国忠诚”可嘉，将其当作心腹来重用。

很快李茂堂就开启了火速升官之路，先后担任国民党邮电特检处南京检查员，常德、长沙邮电检查所长。

但是李茂堂后来能够成为中统在陕西的主要负责人，是因为后来他又遇到了第二个“贵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日本派遣杀手来刺杀当时流亡在中国的韩国国民党主席金九，一时闹得满城风雨，蒋介石要戴笠务必要抓到此杀手，然而戴笠率领军统是使出浑身之力也没能抓到杀手。

正在戴笠灰心丧气的时候，李茂堂去长沙，却在无意间抓到一个日本人，本来以为是普通间谍，没有想到正是要去刺杀金九的杀手，他敏锐的意识到，这又是他向上爬的好机会，他直接将此事报告给在武汉的戴笠，说刺杀金九的杀手已经抓到。

戴笠正为此事发愁，听到李茂堂的秘电十分高兴，当即回电，要派专机到长沙，让李茂堂亲自押送杀手到武汉。

李茂堂带着杀手到了武汉后，将抓捕过程绘声绘色汇报给了戴笠，戴笠夸奖了他，然后就迫不及待的报告给蒋介石。

当蒋介石得到报告后十分高兴，下令惩办凶手，并且要戴笠嘉奖破案人员，戴笠在蒋介石那里露了脸，也不顾及李茂堂是中统的人，当即给提升了两级，升任李茂堂为常德警备区少校侦稽队长，后来又提升为衡阳特训班上校总政治教官。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中统与军统相继正式成立，职能逐渐划分出来，中统局由朱家骅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

徐恩曾见戴笠有意挖李茂堂，也认为李茂堂有点能耐，因此有意拉拢他成为CC派的骨干，就让他好好干，许诺以后让他到陕西去主持中统的工作，考虑到李茂堂资历不太够，就先调他到甘肃省党部科长、兰州调查室副主任，在资历够的时候，再任命其为陕西省党部委员、中统陕西调统室主任。

1941年，王超北奉命在西安设立秘密电台，直接与中央情报部门联系，传送胡宗南部的情报，以监视敌人可能对陕甘宁边区发起的突然进攻。

作为经验丰富的老情报人，王超北深知想要在敌后建立情报站，获取国民党上层准确的情报，必须要有人打入到国民党内部，而且是要核心部门，王超北首先想到了李茂堂。

由于多年没有启动李茂堂，为谨慎起见，王超北先对李茂堂进行了一番摸底，秘密审查他是否叛变，最后认为李茂堂还是值得信任的，又将李茂堂的情况向中央情报部门做了汇报，请示批准联系李茂堂为西安情报处工作（以下简称西情处）。

在上级的同意下，1942年，王超北开始联系李茂堂，以唤醒李茂堂的潜伏身份，但是此时的李茂堂刚刚从兰州调到西安，还没有站住脚跟。

当时中统内部派系倾轧，时任陕西国民党省党部主任王季高就以中统局局长朱家骅马首是瞻，打压CC派的人，李茂堂自然是被看作徐恩曾的人，是打压的首要对象。

李茂堂为此故意挑衅王季高等人，在一次开会的时候，更是惹得王季高等人对CC派的人动手，CC派在李茂堂的指挥下早有准备，反而将朱家骅一派的人痛打一顿，不但打架占了便宜，还是后动的手，谁也说不出什么，从此CC派占据了上风，李茂堂也成为CC系的功臣。

1945年4月，中统任命李茂堂为陕西中统调查室主任，成为中统在陕西特务的头面人物，就连胡宗南也很看重李茂堂。

当时胡宗南已经是国民党在西北军政的最高长官，胡宗南做工作有个特点，就是要全面掌控，定期举办党、政、军、警、宪、特等各部门的联席会议，将重要情报进行通报。

李茂堂作为会议的重要成员，自然是每个会都不会落下，每次会议结束后就立即设法把会议记录搞到手，然后想方设法转交给西情处，再传递到延安。

有一次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派去了一批特务，李茂堂经多方摸底，终于将这批敌特的名单和资料搞到手，消息传递到延安之后，这批特务很快被一网打尽，到最后胡宗南也没有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还有一次，胡宗南在城南小雁塔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召开例会，司令部二处处长刘庆曾汇报说，已侦查清楚中共电台的地点，准备当晚12点就去抓捕。

李茂堂得知后，大吃一惊，因为查清的地点就是西情处，他知道王超北此时就在那里，如果不及时把消息送达，西情处的同志很可能会被抓到，但是会议迟迟未能结束，他也无法离开，李茂堂在潜入中统的时候，为了和那些敌人打成一片，不得不学抽大烟。

在这个节骨眼上，李茂堂就装作烟瘾犯了，口吐白沫，晕倒在地，胡宗南也只好让人把他送到医院去。

到了医院后，李茂堂立即打电话给爱人张蕴玉，用暗语通知她，立即到地下交通站，让王超北转移，王超北得到消息，迅速带人转移，等到胡宗南的人赶到时，王超北等人早就已经撤离。

1945年8月，中共关中地委统战部的联络员王国到西安去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却在潜入西安不久就被国民党特务发现，特务想要等到没人的地方再抓捕他，王国发现后，当即大声高喊，引来许多围观群众，特务们无法逮捕，便叫来警察，随便编了一个吸毒贩毒的理由让警察局的人把他抓起来了，再做进一步的审理。

王国的身上有重要的情报，延安方面电告西情处，让他们设法营救，王超北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李茂堂，李茂堂派人到警察局把王国的案子要了过来，然后进行了提审，随后以没有审出什么东西为由，让王国找个人给他担保，把他保释出去。

王国就找人写了一张“证明王建基没有吸毒贩毒行为”的保状交给李茂堂，李茂堂以“查无实据”的理由，将王国放走（还有一说是以拉出去枪毙为名，将王国放走）。

全国解放后，王国在兰州工作时，还曾赶到西安去找李茂堂的爱人道谢。

1945年10月，王超北要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李茂堂也想一同去延安，向组织部门申请解决党籍问题，经过请示，中央同意他们一起去延安。

中统在一方的大员，想要堂而皇之地进入到延安，很难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但是李茂堂却早有准备。

早在几个月之前，李茂堂向中统高层表示，自己人已经打入延安，此人是他的堂兄李秉昆，中统高层很高兴，任命李秉昆为国民党交通部延安电报局局长。

为了掩护李秉昆的身份，王超北向中央情报部门报告了这个情报，并建议提供给李秉昆一些可以公开的情报，以方便李秉昆更好的开展工作，李秉昆把情报上报后，果然获得中统上级的嘉奖，把这里当做重点活动机构。

李茂堂就以去延安直接和他的情报员联系，窥探中共的动态为理由，申请进入潜伏延安，徐恩曾当即同意了李茂堂的请求。

李茂堂与王超北打扮成富商的模样，装作生意人，坐火车到耀县，受到了国民党铜川县党部书记陈子敬（中共地下党员）的迎接，并护送他们去洛川通过封锁线，这样他们才辗转到达延安。

李克农、罗青长等人接待了王超北和李茂堂，并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李克农代表中央正式宣布王超北的工作机关名称为“中共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王超北任处长，李茂堂为副处长，针对李茂堂的党籍问题，中央的答复是，批准李茂堂重新入党，介绍人是汪东兴、罗青长、王超北。

李克农

1947年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挥20万国民党军围攻延安，当时解放军在陕北只有两万多人，无法与敌军正面对抗，不得不准备撤出延安，跟敌人进行周旋。

中央情报部要求西情处，务必要将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兵力配备、行军路线、后勤供给等具体情报，都要通过电台报告中央和西北野战军司令部。

这样重大的使命就落到了王超北与李茂堂等西情处的同志身上，西情处的同志们为了把情报及时传递出去，要冒着被敌人追捕的危险，抓紧一切机会发送。

由于有西情处传递的关于胡宗南的行军计划，党中央得以从容撤退，随后在陕北战场上给予胡宗南迎头痛击。

胡宗南气愤之余，开始在西安加紧搜捕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尤其要追踪秘密电台，西情处机关和电台虽然不断转移，仍然时刻处在被捕的危险当中，在危急关头，李茂堂甚至亲自出头，保护西情处机关和电台的转移。

西情处的第五部电台被迫撤掉之后，大大削弱了西情处的电报传送能力，李茂堂立即和爱人劝说内弟师兆华为西情处秘密发送电报，师兆华当时是国民党西安防空司令部电台的台长。

经过李茂堂夫妇的开导，师兆华同意利用防空司令部的公开电台为西情处发秘密情报，在发送情报两个月后，敌人的电讯监察部门就侦测出可疑讯号，幸亏师兆华关键时刻停止发报，并且销毁了发报痕迹，才没有被发现。

由于无法把情报传递出去，李茂堂心急如焚，后来干脆把西情处和电台搬进自己的家中。

当时李茂堂已经是西北军政有头有脸的人物，每天到他家来的国民党人物不少，李茂堂认为这反而更安全。

李茂堂在西安的家很大，是一个三进的庭院，有十多间的房子，别人到李茂堂家都是在前院，一般情况下不会到后院去，在后院的后门有一条小门，别人都不知道，王超北就以李茂堂的兄长身份，经常出入李茂堂家，西情处的其他人，则以各种身份安插到李茂堂的家里，平时就住在后院。

西情处的电台就架在后院的二楼上，把重要的情报发送到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司令部。

1949年3月的一天深夜，胡宗南的秘书长赵龙文的人侦察到东柳巷一带有秘密电台在活动，赵龙文当即带人到李茂堂的家中去拜访，询问电台的事情，李茂堂以家里有台破收音机的借口搪塞了过去，碍于李茂堂的身份，赵龙文也不敢搜查。

赵龙文走后，李茂堂立即与王超北商量，决定立即停止发报，以免被搜查到，后来李茂堂又把电台架到了环境电话局的公开电台上，一直到西安解放。

李茂堂潜伏在胡宗南那里七八年的时间，利用公开身份为西情处提供了十多万字的重要情报，为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立下了汗马功劳。

就是在胡宗南兵败如山倒的时候，还坑了胡宗南一把，正如文章开篇出现的那一幕，李茂堂向胡宗南建议，由他暂时留在西安，待到各部队完全撤出西安后，他在实施“玉石俱焚”计划，胡宗南还划拨给李茂堂8000大洋作为经费，仅仅三天过后，西安迎来了和平解放。

贺龙率部进入西安后，还同李茂堂进行了会谈，要李茂堂配合军管会肃清暗藏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及反动残余势力，李茂堂向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6000多人的国民党潜伏人员名单，为整个西北地区的解放扫除了巨大的隐患。

新中国成立后，李茂堂担任国内贸易部第一任副部长，但任职后不久因参加“中统问题”的政治问题，就以“在敌人营垒染上了吸毒等旧习未改”为名，将其关到监狱戒毒，1953年因病去世，终年46岁。

李茂堂不计较个人身份和待遇，潜伏到敌人心脏，为组织提供了重要的情报，1982年3月，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为李茂堂同志平凡昭雪，恢复名誉，并将其安葬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2007年，谍战电视剧《特殊使命》在国内热播，讲述了一个“无间道”式的中共特工巩向光因与组织失去联系，单枪匹马在敌人情报系统内部奋战十多年的谍战故事，其实巩向光的人物原型就是李茂堂。

实际的隐蔽战线斗争中十分残酷，并没有电视剧中演的那样精彩，被俘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是大多数共产党员都能够坚守底线，不向敌人低头，从而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李茂堂虽然选择“叛变”，却借此机会潜伏到敌人内部，化被动为主动，经过14年的潜伏，获得了敌人的信任，最后为党组织提供更大的贡献，为人民交出一份说得过去的答卷。

再次，以此文向曾经在隐蔽战线上奋斗过的战士致敬，留下姓名的都是传奇，无名的一样是英雄，他们是真正的隐秘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