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5年秋，"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丰子恺病逝，距今已有40周年。丰子恺一生中的一百八十余部著作长期贯穿着两大突出特征，一个是童心童趣的气氛，一个是自然情境的流露。丰子恺漫画中的留白与边角之景还敞开了自然情境的来临。就像其笔下的"红领巾"升五星红旗，没有自然之春风的吹拂，红旗便无法迎风飘扬。我们这些"新中国人"回忆起养成我们德性的童年时光，孔子"吾与点也"的理想国似乎也在那神秘的春风中复现了。值丰子恺逝世40周年之际，我们将全方位触碰他的艺术人生，致敬经典文化人。

丰子恺的脸谱

丰子恺画画“不要脸”

回望丰子恺

丰子恺的脸谱

丰子恺自画像

丰子恺的仪容很有趣，头上是打理得很精致的现代男性发型，腮下却蓄着绵长的旧文人式胡须。其时代前后的文化人，李叔同、熊十力、马一浮、陈寅恪、钱穆等，理了新式发型便不蓄长须，蓄了须便不留新式发型，似有时代之隐秘规律。而与丰子恺仪容近似还有一位名人，便是西安事变之前的周恩来，他在作为中共代表去参加西安事变谈判时，便剃掉了留了十年的胡须，仿佛这仪表也与抗战形势和中国现代历史有着十分要紧的关系。据我所知，颜值牵动着杂众的嬉戏，而仪表则面向着世界的秩序。

作为游艺于美术、音乐、文学、教育、宗教、社团多个领域的博雅文化人，丰子恺面临着一系列现代问题的挑战。在传统文化秩序中，文化精英的创造以"品"而得位，作品本就是天道通过人品质的差异性而生成的涌现；向上而贡，向下而赐，同道友之，文化以有限而具有识别保证的方式传播。在传统中国遭遇现代国家的强力冲击后，文化人意识到虽然中国文化本身是善好而有力的，但旧制度秩序无法以文化激发出人民足够当量的智与勇以反抗帝国主义。随着科举废除，文化人的位格秩序迅速衰落，通过出版和展览，让文化进入都市民人生活，融入并塑造社会性的善好，从"文教"走向"文艺"，成了时代命题。

丰子恺笔下的弘一大师

丰子恺1898年生于浙江崇德，1914年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师从三十四岁的李叔同。次年，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新青年》杂志于上海创刊。此时中国政治前路虽不明朗，社会文化形态却马不停蹄地万象更新，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新文学、新音乐、新戏剧、新美术、新教育开拓出各种公共空间，对于文化人来说，吸取新媒介的力量已成为必然之形势，而新技艺背后以何种价值作为最高文化法权，则是有志之士必然要追问的。

对于文化的最高法权建构，康有为力主以孔教为国教；而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先锋引入"德先生"与"赛先生"作为政治方法与知识方法与之争锋相对；而同为新文化运动阵营的鲁迅创造出一种否定性的启蒙经验，将现实脱离日常感转化为绝望荒诞的出离力量。李叔同身为新美术、新戏剧、新音乐的通才达人，在思想成熟后便探寻一种非政治的东方主义价值，其中便包括佛教文化与日本经验，这条脉络也延续在丰子恺身上。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中文世界中"漫画"一词，来自丰子恺1925年首次于《文学周报》发表的作品"子恺漫画"，由郑振铎定名。丰子恺1921年游学于日本，图像感觉深受日本画家竹久梦二影响，竹久梦二为日本漫画（Manga）从浮世绘转向现代漫画做出了重要经验贡献，其哀愁婉约的大眼美少女图式在后世成为了日本通俗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丰子恺的画作继承了梦二的"人情风景"，在不构成明显叙事的图像中置入浓郁的世俗情感，以自然风景漫入画面为起兴，制作出具有十足的当代气息与人伦亲切感的艺术经验。

与梦二以及日本浮世绘所不同的，是丰子恺漫画中绝少有男女情爱主题的情境。日本漫画由传统社会"喜闻乐见"的民俗图像走向现代的过程是不断浪漫化、情欲化、抒情化的过程，浮世绘中的性爱主题描绘往往简单粗俗，仅有蛮横的器官表现与质朴憨直的身体状态。从梦二开始，日本漫画中的欲爱便强化了情感的复杂性，画中之情走向了"难忘之情"，而不仅是"快乐之事"。丰子恺的漫画虽有人情冷暖，却与欲爱无缘，笔下人物无论年龄大小均似有淳朴童心，既排斥基于欲望的伦理，亦反对过分抒情对日常生活的撕裂。

国庆节

一轮红日东方红

丰子恺画画“不要脸”

20世纪30年代的一天，丰子恺像往常一样翻开上海的《新闻报》，一篇题为《丰子恺画画不要脸》的文章赫然入目。他大吃一惊，“我跟你们什么愁什么冤，这么黑我。我要看看你怎么写？”丰子恺耐着性子看完全文，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

丰子恺的漫画带着浓浓的诗意，没有讽刺，没有刻意的滑稽，多的是一份淡泊，一份自然。俞平伯先生这样评说丰子恺的漫画：“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便是我看了《子恺漫画》所感——‘看’画是杀风景的，当说‘读’画才对，况您的画就是您的诗。”

请看丰子恺先生的那些“不要脸”画作：

《经子渊先生的演讲》

《女来宾——宁波女子师范》

《村学校的音乐教师》

当丰子恺先生的这些“不要脸”画作流传到印度时，泰戈尔如是评价丰子恺：“用寥寥几笔，写出人物个性。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没有耳朵，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高度艺术所表现的境地，就是这样。”

《阿宝赤膊》

——丰一吟（丰子恺女儿）

《取苹果》

《邻人》

《前程远大》

《锣鼓响》

丰子恺先生这种“不要脸”的画风在当时颇受争议。但是丰子恺先生并不放在眼里。在丰子恺先生《我的漫画》中，他是这么说的：“有的人看了我的画，惊骇地叫道：‘噫，这人只有一个嘴巴，没有眼睛鼻头！’‘噫，这人的四根手指粘成一块的！’甚至有更细心的人说：‘眼镜玻璃后面怎么不见眼睛？’”对于他们，我实在无法解嘲，只得置之不理。管自读诗读词，捕捉幻象，描写我的“漫画”。

回望丰子恺

陕西南路39弄，弄里最高的银杏树下有一块牌子，上书“丰子恺旧居”。

底楼昏暗，扶梯更昏暗，走到二楼却豁然开朗—那棵银杏树正对窗台，一片金色洒在眼底，特别醒目。“上世纪80年代，这棵树就在了。但能长这么好看，真是没想到。”宋雪君笑言。

窗台上摆着几只巴黎水的瓶子，里头插了几条枝叶。旁边的笔筒里则伸展出朵朵雏菊来。“都是读者送的。”宋雪君说，近些年，丰子恺的粉丝呈“井喷”之势，到旧居参观的人也是络绎不绝。“有人朝书桌旁一坐就是大半天。我问他想什么，他说空气中有灵气，他正与大师神交—蛮玄的。”

在这栋名为“日月楼”的楼房里，丰子恺度过了最后二十一年，并完成《护生画集》，“灵气”一说似非虚妄。但对丰家后人，此处又是一个伤心地。丰子恺故去后，他们陆续迁出，前几年才赎回一部分，向公众开放。

平常，日月楼很安静。丰子恺习惯早起，作画、写字、撰文、译稿，沉浸于文艺世界。妻子则坐在一楼过道的桌子旁收拾丝绵被、丝绵袄。午觉过后，孩子们在屋子里疯玩，骑车、打乒乓、跟猫玩，上蹿下跳，丰子恺则不说话，只是乐呵呵在一旁看着。

宋雪君丰子恺外孙，丰子恺旧居主要负责人。

宋雪君为“丰子恺旧居陈列室”负责人之一，他母亲丰宛音是丰子恺次女。另两位负责人杨朝婴、杨子耘姐弟，则是丰子恺长女丰陈宝的孩子。丰子恺育有三子四女，陈列室里的一张图表清楚地标明了他们的生年、排行和职业。

自2005年起，丰子恺的儿女相继过世，如今唯幼女丰一吟健在，而85岁高龄的她也很少走动了。旧居事务实际由丰子恺的孙辈打理，宋雪君、杨朝婴和杨子耘轮流值班—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名字都是丰子恺亲自取的，各有含义。

丰子恺离世时宋雪君已成年，加之耳濡目染，对前尘往事有完整而清晰的记忆和了解。“外公这辈子最看重的房子有两套，一是缘缘堂，再就是日月楼。”宋雪君说。可惜，房子和房主都命运多舛。“缘缘堂是房子没了，人还在；日月楼呢，房子在，人没了。”顿了顿，他若有所思地补充，“还是‘房子没了，人还在’好点，毕竟人最重要啊。”

1926年，丰子恺入住上海江湾镇永义里，弘一法师为该住所取名“缘缘堂”。1933年春，丰子恺拿出多年积攒的稿费，回老家桐乡石门湾，在老屋后造了一幢三开间小楼，以之为缘缘堂“实体”。自此，他往来于上海、杭州、桐乡间。抗战爆发，丰子恺举家逃难。1938年初，缘缘堂遭日军焚毁，他写下《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堂》等文控诉。

1946年，丰子恺携家眷南返，定居杭州。1948-1949年游览台湾、厦门。谁料局势变化迅猛，赢得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后，长江以北已尽入解放军彀中，丰子恺闻讯急返上海。“我父亲喜欢江南，怕回不去。”丰一吟后来解释道。

起先是暂居，经常搬迁且环境欠佳，不少家人患上了病。丰子恺本人两次病倒。1954年9月，他用六根“小黄鱼”顶下陕西南路39弄93号长乐的花园洋房，阖家迁入。

长乐邨建于1925-1929年间，原名“凡尔登花园”，是典型的新式里弄住宅—联排别墅呈行列式布局，分成129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是两到三层的孟莎式坡屋顶洋房，清水砖、梯形阳台，糅合了法国和西班牙风格。

因室内有透明天窗，可观日出、赏夜月，丰子恺给新家取名“日月楼”，吟出“日月楼中日月长”一联。翌年，国学大师马一浮配上上联“星河界里星河转”，手书相赠。

杨子耘丰子恺外孙，丰子恺著作权代理人。

宋雪君、杨子耘生长于1950年代前后，彼时上海的氛围正不可逆地转向。1954年起，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56年底，“公私合营”基本完成，私营经济瓦解。“上海资本家”正式成为历史名词。

经济的巨变重塑着生活方式。《繁花》从侧面描摹了其过程—尽管“资产阶级小姐”尚能邀三五好友拉起厚窗帘偷听音乐或跳舞，但她明白，这只是落日余晖。

丰子恺的感受没那么直接，然而，他已失去了做“自由职业者”的土壤。命运的主动权悄然易手。宋雪君后来才知道，建国初外公就写过“思想检查”，1956年底画漫画讽刺某些社会风气，“反右”中“侥幸漏网”。

1959年“大跃进”期间，长乐邨外长长的围墙上涂满“大炼钢铁”的宣传画。日月楼却像世外桃源，丰子恺安然自在地享受天伦之乐，与大环境反差鲜明。其实不久他即受批判，只不过从未在小辈面前表露。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的身份也保护了他和家人，并为孙辈创造了一个相对“非主流”的青春期。

“文革”爆发，丰家大难临头。当时宋雪君正读高三，一天语文课上组织学生批判“大毒草”，拿到文章他愣住了：竟然是外公的《阿咪》！“他们说‘猫’影射‘毛’，是恶毒丑化领袖。”丰子恺被列入“上海市十大重点批判对象”。造反派两次抄家，书籍、毛笔、字画、相册、电视机损失殆尽。批斗不计其数。随后，抢房的来了。

据学者研究，“文革”初上海刮过三波“抢房风”，造反派喊着革命口号强占私宅，花园洋房、高级公寓汇集的原法租界首当其冲。《繁花》记叙了前资本家如何被扫地出门，老作家靳以之女章小东的自传体小说《火烧经》也详录了自家及亲友遭“抢房”的经历。章家原住茂名公寓，步行到长乐仅需几分钟。

丰家将底层退租，让出了客堂间、吃饭间、磨子间，家人连同保姆则挤进二楼和假三层。丰子恺在半个梯形阳台上安放了一张小床，每夜蜷缩于此。

丰子恺故居陈列室

对丰子恺的批判也连累了子孙。丰一吟就挨过批斗，丰新枚是上海科技大学研究生，原定出国深造，最终却分配到石家庄当工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孙子辈的宋雪君、杨子耘等，连插队都去了最艰苦或最偏远的地方。1975年丰子恺逝世时，杨子耘身在黑龙江农村。接到母亲的报丧信，他不禁悲从中来。

1978年杨子耘返回上海，顶替母亲丰陈宝进入上海译文出版社。同年，丰一吟带着母亲乔迁漕溪北路。丰子恺长子丰华瞻一家也以调房的方式离开。旧家具全搬到了浙江老家。

“当初是不想再回来了，伤心之地啊。”宋雪君感叹。他1973年返沪，分配到汽运公司开大卡车。1984年，宋雪君赴日本留学钻研电子技术，回国后任教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计算机系，算国内较早的“IT人”。母亲丰宛音为上海复兴高级中学语文老师，直到退休。

丰子恺故居桌面

尤为重要的是，“文革”中他躲在阳台的角落偷偷画完《护生画集》第六册，了却了恩师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嘱托。2012年弘一法师圆寂70周年，李、丰两家后人在泉州相聚纪念。言谈中，法师后人对丰子恺的执著颇为感念。两家后人也决定今后多联络，共同传播祖辈的精神财富。

丰子恺没有给小女儿留下任何一幅画，唯一留下的字，是丰一吟十二岁那年丰子恺送给她的。那是一幅陶渊明的诗句：“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