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鹤庆石宝山

鹤庆石宝山是不咋过出名的，对于滇西北人来说，名山大川太多。就像在北京城各路官员太多，当官也就不稀奇了。在滇西北石宝山只不过群山峰当中的一座小山峰罢了。讲到石宝山，大家更熟悉的是剑川石宝山，剑川石宝山承载了更多的大理国故事和白族文化。

而金沙江西岸的鹤庆石宝山，只是金沙江峡谷无数崇山峻岭中的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山峰。而于鹤庆人来说，征服了鹤庆石宝山，就可以算是将鹤庆的所有山峰都征服了，而且鹤庆石宝山有不知从哪朝那代起就开始有的农历三月十三的朝石宝山会，就如同农历七月二十七到二十九的剑川石宝山歌会一样历史久远。过去鹤庆石宝山朝山会还与人类的繁衍和爱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知道人类的繁衍和爱情的产生，与石宝山关系不大，石宝山只不过是一座大自然或者是地壳运动形成的山峰罢了，与神灵，与仙气是没有关系的。剑川石宝山上的“阿盎白”女性生殖崇拜，是人类在强大的自然面前，对人类繁衍难以解释清楚，或者难以控制，不得不把繁衍后代的重任寄托在灵山圣水之上的无奈表达。鹤庆石宝山也有类似的魔法，在石宝山山腰有一座白衣寺，便是送子观音的金身塑像。剑川石宝山“阿盎白”对人类繁衍的表述是直白的，人类就是从“阿盎白”里诞生的，不论你地位身份如何，在人世间如何受苦受难，如何荣华富贵，你的出身地都在“阿盎白”里。而鹤庆石宝山的表述是含蓄的，她隐去了那些血腥丑陋的事实，将人类的诞生美化成了一位貌美高雅的观世音。可见现实与理想既有相关联的一面，又有一些距离阻隔。

于是我感觉鹤庆的九鼎山更像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鹤庆的石宝山更像一名温柔宽厚的慈母。

２０１７年农历３月１３日，在鹤庆县作协主席田遇春多方奔走相告之下，攀登鹤庆石宝山终于成行。

１６３９年农历正月２４日，大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在其《徐霞客游记》中写道：“由其前东向径平坞而驰，望东峰南北高耸者，日光倒映其间，丹葩一点，若菡萏之擎空也。

盖西山屏亘甚高，东峰杂沓而起，日衔西山，反射东山，其低者，日已去而成碧，其高者，日尚映而流丹，丹者得碧者环簇其下，愈觉鲜妍，世传鹤庆有‘石宝之异’，‘西映为朝霞，东映为晚照’，即此意也。”三百多年前，徐霞客从鸡足山上下来，经过白衙，从舍茶寺上到西邑七坪，然后再下坡到达金井山，往北看的时候，正是太阳快要落山了，徐霞客就看到了石宝山在霞光中，像一朵盛开在群山中的夏日荷花，透出一股圣洁来。正是基于这种感观或者直觉，古人才觉得鹤庆石宝山真的有一股子仙气，朝山的习俗也就诞生了。

朝石宝山习俗因为不同的群体也就会有不同朝山指向和目的。而且选在农历三月十三到十五这个时段，对于鹤庆坝子里的人来说，也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因为这段时间正是小秧已经撒下去了，蚕豆和小麦还不能收的农闲时节，可以了了祭拜神仙的心愿，也可以乞求神仙们到了七八的时候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如今朝山选对象的故事也变得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遥远了。而网络成了人们交流的主要工具，也成了人们选对象的首选，时代真是进步得让人有些跟不上步伐了。

才记得八九十年代，鹤庆人也包括滇西北人，谈恋爱的主要战略场地是农村各种十字路口交通要道的月亮街。那时最流行的就是五筒电筒，也就是能够放五支“三塔”牌电池的电筒，除了照山路或者坝区照深沟以外，就是用来照最漂亮的姑娘。现在想起来是有点不礼貌，可是被照次数最多的姑娘，就被公认为当地的“村花”。我所了解的鹤庆最热闹的月亮街就是映虹桥月亮街，松桂镇文星、长头、三庄交界的十字路月亮街，六合灵地村口的月亮街。那赶月亮街的热闹劲，如今的年轻人是无法体验和想象得到了。如今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赶月亮街的年龄段的年轻人都进城了，也因为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大家也不用餐风露宿地到野地里赶月亮街了。而辛屯义朋盲人非遗传承人张树先老先生的对曲子，也就诞生于月亮街上的。表达的都是男女相亲相爱的内容，张老先生是对曲子最直接的受益人，据说自己的爱人也是因为敬慕张老先生的才华才嫁给他的，说明对曲子的魅力可以改变人生。

朝石宝山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去朝拜石宝山都会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和愿望。

年轻人最直接的就是唱曲子，谈对象。中年人有的便是求财，有的便是求子。老年人便是求健康，求长寿。甚至上学的孩子们也会到石宝山上求玉皇大帝保佑自己学业有成。反正在石宝山顶可以满足各类人们的需求。这也是历朝历代朝石宝山的人们不畏石宝山路途艰险，而孜孜以求的真谛之所在。

登石宝山是艰难的，尽管石宝山如同母亲一样温驯有加，但毕竟是一座雄伟的山峰。

那天我们一行人，先驾车到一处叫麻地箐的小山村，还请了向导，用骡子驮了一些干粮，就向石宝山挺进了。

作为鹤庆人，连鹤庆有名的山峰都没有攀登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人生憾事。就如同我们常说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样，你连自己的家乡的山峰都没有能征服，何况乎别处的山峰了。

对于机械加智能化越来越深地入侵渗透我们生存空间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惧怕做一些透支体力的事情。

当然朝石宝山的盛况已经一年不如一年了，不过来朝石宝山的人们个个还是精气神十足。三十来个的一伙人，一面吹牛，一面向着石宝山进发。正如大理州科协主席李主梅女士所说：“没有这样一伙同伴的鼓励和支持，我都不敢相信我能登上石宝山。”是的集体力量是无穷无尽的。红军为什么能在那么艰难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还是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种集体的力量在支撑着，鼓舞着，雄怀壮志大多是在集体中诞生的。

陡峭的山路就如“朝拜”这个词一样，我们是一步一步往上爬……

不知谁喊了一句：“一碗水到了。”

“一碗水”我小时候是经常听人说起，说是那里出来的水只有一碗，可你打了一碗又出来一碗了，反正不多不少，够你喝就是。这让人多少有点对自然产生神秘感，似乎自然也具有非常通人性的一面。还有传说中美（加三点水）水龙潭的故事，说是有人家只要家里待客，到美水龙潭烧三炷香，尚富（本地土语：“求情”的意思）一下，会从水里冒出来碗碟，而且是刚好够用，用完后放回龙潭里就行，这当然是神话，连小孩也知道。不过也可以看出白族人将自然人格化后，与自然合为一体的崇尚自然的感情深埋在心底。

清康熙《鹤庆府志·卷二十三·古迹》载：“一碗水，在府东十里大城坡顶，圆尺许，深如之，不涸不盈，相传南诏蒙氏过此，军士渴甚，拔剑斫地，泉遂涌出不竭。”这一点与民间传说的刚好一碗水，不多不少也是一样的。寺庙也是一种文化载体，可惜鹤庆境内的大部分寺庙在革文化的命的那几年，也被革去很多，至使非常喜欢还善于研究鹤庆历史的梁波先生，奔来跑去寻找古迹留下的文化的碎片，也因为破坏较多的原因，而找不到原来留下的碑文，始终让人留下很多遗憾。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清朝的“文字狱”不知将中国的优秀文化毁灭了多少。其实后来改革开放后新建的“一碗水”寺庙，也因为种种原因或者主持修建的水平问题，将恢复过来的原来很有历史感的庙宇也弄得不伦不类了。

往上靠近就快到石宝山顶了，这时大家的兴致也没有在山脚下时那么高涨，主要是累的。不断地有一些高中生模样的小伙子和少女们，结伴而从山顶上下来，说是去看日出的，半夜三四点钟就点着手电筒上山了，也有领着四五岁小孩子登山的。爬了一阵子，还见一个拄着拐棍的老者，一问今年已经八十有三了，真是佩服这些个不服老的老前辈了。有上有下的，看到这情景突然想起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老前辈在其《醉翁亭记》中写道：“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乎，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在这里应该是“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鹤庆人朝石宝山也。”

到了石宝山山门，有白依族吹唢呐人站在一个高坡处吹起了雄壮的唢呐曲调，猎猎的狂风中，唢呐声很容易给人《霸王别姬》的情怀。在“一览众山小”的石宝山山门前，我们拉上横幅，三十多个鹤庆县作家协会同仁，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

一路上白依族同胞还向我们讨吉利，留给他们一点零花钱。这个习俗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更惊异白依族同胞将僧人们讨百家饭，纳百家福的口风，演绎得如此出神入化，那讨口封的白依族女子们，年龄也悬殊很大，这时我也想起了白依人将母系氏族习惯保留到现在的活化石能力。不论是小孩子或者是中年妇女，她们的神情里没有乞讨的低声下气的自卑，有的只是坦然的接受神情。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母亲她们到石宝山朝山之前，便要准备下一点零钱，多带点米糕，炒豆，瓜子……好到石宝山顶送给这些“古叉子”。其实我母亲他们是去送福的，那白依族妇女是来纳福的，这是一种何等水乳交融的民族融合的图谱。

沿古朴的石级而上，最热闹的就是白衣阁，我们也已经肚子有些抗议了，便将带上来的馒头、煮鸡蛋、火腿肠、矿泉水消灭掉，也有的人焖了锣锅饭，邀我们一起品尝。反正只要带到石宝山顶上的东西，就是大家共有的，不分你我。共产主义思想在这里也体现得让人有些感动，暂时忘却了私有制下斤斤计较的不愉快。白衣寺是面向金沙江，有些恐高的同道王宏志都不敢往玉皇阁攀爬了，在我的鼓励下，让他靠右手边，不往西看，一步一步往上攀，终于攀上了石宝山最顶峰玉皇阁。山顶的狂风，让人有些呆不住。而玉皇阁上的香火旺得青烟缭绕，看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再大的困难也阻挡不了的。

往下与白衣寺相对的面向鹤庆坝子的那一面是《徐霞客游记》中也提到的，开辟鹤庆坝子的祖师爷庙。徐霞客在其《徐霞客游记》中描述道：“土人云，昔有神僧倔多尊者，修道东山峰顶，以鹤川一带，俱水汇成海，无所通泄，乃发愿携锡杖念珠下山，意欲通之。路遇一妇人，手持瓢问：‘师何往？’师对以故。妇人曰：‘汝愿虽宏，恐功力犹未。试以此瓢掷水中，瓢还，乃可得，不然须更努力也。’师未信，携瓢弃水中，瓢泛泛而去。已而果不获通。复还峰潜修二十年，以瓢掷水，随掷随回，乃以念珠撒水中，随珠所止，用杖戳之，无不应手通者，适得穴一百零八，随珠数也。今土人感师神力，立寺众穴之上，以报德焉。

《一统志》作倔多，土人作摩伽陀。众水于山腹合而为一，同泄于龙珠之东南麓。大路过河底桥，即逾龙珠而北，与出入诸水洞皆不相值，以俱在其东也。”当然这只是神话而已。

今天的高原水乡，也不是神话传说中的哪个神仙开辟。自然中国人的神话与外国人的神话最大的区别就是神仙们都以无以伦比的力量战胜了自然，比如愚公将山移了，祖师爷摩伽陀用１０８个念珠打通象眠山将水泄了出去，以些说明人定胜天的决心。而《一千零一夜》里阿拉伯人的神话故事大体上都是创造具有神力的工具去战胜自然的，比如神灯、飞毯。最让人惊奇的事，一般在滇西北这样山高水长的地方，水患是最不容易产生的，而干旱却应该是常态，山高坡陡是最不容易留得住水的，而玉龙山延长线上的鹤庆坝子，一反常态地成了经常闹水灾的地方，需要几朝几代人共同努力，治理水患。这里引用章天柱老前辈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７日发表在《鹤庆通讯》上的一篇文章《朱洪章治水》，足以见几个朝代的鹤庆人，是如何不畏艰险和鹤庆广大白族汉族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人们，将漾弓河这条长龙治理住的。“鹤庆，也是个靠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小县，为免于涝旱无常的自然灾害，人们亦一代接着一代的把治水当作是生存的首选。据万历《云南通志》和《鹤庆州志·卷十二水利》等史志记载，鹤庆首次大规模的治水是在唐朝穆宗长庆年间，约公元821年至824年时段。此次治水，除局部治理水患外，还大胆地进行了“泄海”、凿河工程。
在此次治水中，人们采用了大禹‘天人合一’的治水法，取得了成效。何谓‘天人合一’？即依据水性流下的自然规律，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川流积水，使流水汇集到江河，再使其东流入海。鹤庆坝是个西北高、东南低、四围环山的盆地地形，淤积了各处而来的水流而成为一片汪洋大海。我们的先人通过反复调查、研究，采取顺地势高低的走向，深挖出一条东山河，让海水“流下”疏通由最低处的象眠山隘口泄出入“海”。经多年不懈的努力，终于泄干了海水，现出了陆地，使沧海变为桑田。随着治水的成功，也“诞生”了以治水为主题的《摩伽陀开辟鹤庆》的神话传说。
鹤庆的先人虽然泄干了海水，建造了家园，可仍无法彻底根治水患。随着岁月更迭，水患仍然经常发生。到了清朝晚期，鹤庆的水患就更为猖獗。从而，鹤庆的先人们又再次兴起了与水患抗争的‘治水之役’。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清朝将领杨玉科筹集资金，带领鹤庆军民万众，在龙华山与象眠山之间开凿南新河疏导水患。历时四年，“功未半而事中止”。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鹤丽镇总兵朱洪章，又受命疏流根治水患。他吸取了杨玉科治水失败的原因，采用了先贤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工程中鱼嘴分水的方法，来治理水患。鱼嘴分水工程系：顺河床筑起一道大堤——金刚堤，把岷江水一分为二。内江引水浇灌，外江溢洪排沙。朱洪章便依据李冰父子鱼嘴分水的理念，选点施工。历史上治水确定的水路出口，是龙华山与象眠山交汇的隘口。先人开凿疏水的河道东山河亦从此处泄水。杨玉科手中开凿的新河的泄水口，仍从此“借道”而出。这隘口有一脉石崖横河而过，人称石门坎。要治理水患，首先得劈开石门坎，方能疏通河道，让积水通畅而流。杨玉科治水，虽凿开了新河，但没能劈开石门坎，故治水只得‘功未半而事中止’。
光绪三年三月初三，朱洪章‘率水军数百，调民工千余’，开始又一轮的治水工程。他的首选，也是劈开石门坎疏通河道，可他并没有把石门坎全部搬走，而是将其‘改造’成一座‘金刚堤’。按设计，因形就势，将石门坎顺河床修成一道大堤，并在堤上按水位修凿出两道泄水口。右泄水口稍高些，所泄之水进入新河河道中，作为浇灌用水。从‘吞江’口而出远去，后人称之大腰江。左泄水口偏低点，所泄之水进入原老东山河河道中，为溢洪排沙河道。从‘吞江’口左下方‘马打滚’峡谷中而去，后人称小腰江。
历时六年艰苦拼搏，朱洪章‘正面取水，侧面排沙’的分水工程，终于完工。同时，开山凿石，挖通新河、继续疏通旧河河道的工程同时竣工，治理水患取得了一定成效。后人不忘杨玉科、朱洪章的功绩，在象眠山麓、东山河畔建庙塑像祭祀，世代永铭。”

这足以见证了鹤庆治理漾弓河的伟大决心。美好的江山既是自然神力的创造，更是前几辈人不懈努力的结果。

大家也不敢久留，特别是喜欢历史古迹的梁波先生，更是舍不得离开。可是山腰麻地箐农家小院里纯自然的山珍八大碗还等着我们去品味呢。我们还是一步一回首地离开了只有神仙才能呆得下的鹤庆石宝山，期望能再次登上石宝山，下次登石宝山，肯定岁月会给我们展示出石宝山的另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