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镇，传为老子故里。199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周口市文化局联合组成的太清宫考古队在太清宫遗址进行发掘时，除发掘了大面积的唐宋建筑基址外，还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马坑与西周早期的大型墓葬。《中原文物》、《收藏家》、《考古》相继报道了大墓的有关情况。[1]种种迹象表明，太清宫西周大墓应与微子封宋有关，也就是说这应是西周宋国开国国君微子的墓葬。

一、基本概况

鹿邑位于河南东部，北距商丘、西距淮阳均为50公里左右，东邻安徽亳州。太清宫镇西距鹿邑县城5公里。大墓位于镇西北角500米的太清宫遗址上。遗址早年地势较高，当地称为隐山。遗址四壁断崖及地面常见陶片、石器、骨器，以往经常出土玉圭、玉龙和铜器，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尤以龙山文化和商周遗存最为丰富。[2]大墓位于遗址东南部，在其周围有商代夯土、陶窑以及春秋时期的马坑等。

大墓平面呈中字形。南北各有一条斜坡墓道，全长47.5米。墓室长9米，宽7.5米，深8米。椁室呈亚字形，两椁一棺。墓主头北脚南，为60岁左右的男性。在南墓道口、东西二层台、棺椁之间和腰坑内共殉13人。多为男女青少年，最小者10岁左右。随葬狗1只。

墓内随葬大批精美遗物，包括青铜器百余件，玉器近百件，陶瓷器近二百件，以及大量骨、石、蚌器。

青铜器中礼器79件，编饶6件，有铭文者50余件，铭文绝大多数为长子口,亦有子口和子的。个别器物铭文为父己、戈丁和析子孙等。根据铭文把大墓定名为长子口墓。

二、年代

青铜器可以分为两组，析子孙方鼎、方尊、方斝、簋形觥、铜饶等为一组，年代应属殷商晚期。其中乳钉纹方鼎稍早些，兽面纹方鼎稍晚些。两件形制相同的四耳簋和形制相同、大小有别的卤为另一组。四耳簋是西周早期的典型器物，其年代又有早晚的不同。年代偏早的如武王时代的大丰簋（也称天亡簋、朕簋）、成王时代的太保簋（又称余簋）等，共同特点是深腹高圈足。偏晚的如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簋（也称虞侯矢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荣簋等，其特点是浅腹高圈足。太清宫大墓出土的四耳簋与宜侯矢簋、荣簋形制相同或相近，属年代偏晚的一类。王世民先生等定这类四耳簋的年代为康王。[3]或许可以晚至昭王。太清宫大墓出土的卣（M1:129)，形体略为低矮，腹略下垂，与形体瘦高的成王时期的太保卤有着明显的差别而接近于竞卤。或可晚至昭王。这也应该是太清宫大墓的年代。

三、墓主身份

太清宫大墓无论就规模还是规格而言，都超过了以往发现的各诸侯国国君大墓。太清宫大墓墓室上口长9米，宽6.63米。而北京琉璃河最大的燕侯墓M1193，墓室长7.68米，宽5.25米～5.45米。[4]山西天马曲村北赵晋侯大墓墓室一般长6米左右，宽5米左右，以规模较大的8号晋献侯苏大墓为例，墓室长6.65米，宽5.6米。[5]太清宫大墓的规模显然超过了燕、晋等重要的姬姓诸侯国。

墓道是显示墓主身份的重要标志。墓道古称隧道和羡道。春秋晋文公平定周王朝内乱，纳襄王于成周而诛叔带。晋文公凭如此大功而申请使用“隧”的葬礼，而遭拒绝。襄王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周王朝宁肯多多赏赐给晋国土地，也不肯答应晋文公使用隧道的葬礼，这是因为隧是王的典章制度，是王的标志。如果答应，就意味着晋与周并列成为二王，因此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诸侯不能使用隧，但可使用羡。《史记．卫世家》:“共伯入董侯羡自杀。”《索隐》:“羡，音延，延，墓道。”隧和羡有何区别，古籍中没有记载。根据考古发现，诸侯国国君大墓可以使用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室结构，也可使用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室结构，但尚未发现使用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琉璃河M1193虽有四条墓道，但墓道位在大墓的四角，并非亚字形，不在此例。估计只有周王才能使用亚字形墓室结构。也只有亚字形墓室结构才能称为隧。而诸侯则只能使用甲字形和中字形的羡。

甲字形与中字形似乎也有等级的区别。晋侯墓地17座大墓中只有年代偏晚的两座大墓(M63和M93）是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其他大墓有14座是只使用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另有一座大墓M102，是M93大墓墓主的夫人墓，不使用墓道。

太清宫大墓是使用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其规格要高于同期晋侯大墓。晋、鲁、卫是周王朝最为亲密的同姓诸侯国，三国在受封时受到最为隆重的优待（《左传·定公四年》)。太清宫大墓葬制级别高于晋国，说明它绝不是一般的诸侯国。这一点对判断墓主身份是至关重要的。

四、族属

太清宫大墓属于殷人墓葬，墓主应是商代方国的诸侯，周灭商后，臣服于周，死后按殷礼埋葬。太清宫大墓中出土陶器以罐类器为主，没有商周墓葬中常见的陶鬲，尤其以带盖器居多，器盖多达79件。此外，南墓道与墓室连接处埋殉葬人，腰坑殉人与狗，两侧有台阶与二层台相连接等特点与益都苏埠屯商代墓地，特别是和苏埠屯二号大墓的情况是一致的。因此，报道认为墓主族属并非周人的论断是正确的。

还可以补充一点，即大墓内与大多数长子口铭文共存的还有子字族徽铭文。子以往多解为儿子的子，或解为王子、爵称、尊称等。应是族徽。因为它和其他族徽的用法相同，不仅可以单独存在，与日名相结合，而且也可以与其他族徽组成复合族徽。如子、刀、犬、山（三代14.55.2)、子、朋、弓、能（三代12.5.2)、子、不、蝠、何(《华夏考古》1994年2期112页）等，其中的子只能解为族徽，别无他途。与其他族徽不同之处在于子是殷人最为原始的始出之族，子同时又是殷人的姓氏。[六]《诗．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中有殷人始祖契，其母简狄吞鸟卵“因孕生契”，因而赐姓子氏的记载。《论衡·奇怪》也说：“契母吞燕卵而生契。故殷姓曰子。”子就是卵。今北方仍称卵为子，称鸡蛋为鸡子，鹅蛋为鹅子等，犹存古音古义。太清宫大墓铜器铭文中有子族徽，证明墓主应和殷王相同，都是子姓。

五、国别

鹿邑北邻商丘，相距约60公里。商丘传为宋国都城。据《史记．宋世家》周公平息武庚和管蔡叛乱之后“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国于宋”。宋本是殷商时期旧有的国名，武丁卜辞中就有“鼓取宋伯

”（合集20075)的记载。《宋世家．索隐》引《世本》曰：“宋更曰雎阳。”《汉书．地理志》梁国睢阳条注：“故宋国，微子所封。”《一统志》:“故城今商丘县南。"但没有说明相距若千里。中美联合考古队从1991-1996年经过了6年的时间，在商丘县老南关和郑庄一带钻探出一座古城，周长12985米，面积10.2平方公里，年代属于东周时期。[7]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是属于商末周初的，西周宋国都城有待进一步探寻。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的发现对此提供了重要线索。

西周初年的分封，除了同姓诸姬，异姓诸姜、诸任等同盟、甥舅之国外，还分封了夏、殷二王之后的杞国和宋国。同时还分封了虞舜之后的陈国以备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夏王后裔的姒姓杞国位于今开封市杞县。殷王之后的子姓宋国位于今商丘地区的商丘县。虞舜后裔的妫姓陈国位于今周口地区的淮阳县。恰呈鼎足三分之势。三恪和尧的后裔唐国地位高出于一般诸侯国。它们的国君可以称公而不称侯。成周之会上，堂上周天子南面而立，唐叔、荀叔、周公、太公望分列左右，堂下唐公、虞（陈）公、殷（宋）公、夏（杞）公分列左右，皆南面而立，其他如郭（虢）叔、应侯、曹叔以及伯舅、中舅等异姓国和伯父等同姓国依次东面、西面而立。(《逸周书．王会解》）西周时代帝王后裔封国的地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在杞、商、陈等三恪的周围不可能有一个与三国并驾齐驱，甚至地位高出三恪之上的、不见经传的长国存在。这个子姓诸侯国的国君，居然可以使用连周初晋侯都不敢使用的中字形墓室结构，非子姓宋公莫属。墓主应即宋国开国君主微子启或其弟微仲衍。

六、长、微纠葛

根据以上列举的种种条件，不难作出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的墓主，应即西周宋国开国君主微子启兄弟二人的判断。但是为什么认为是长国国君长子口之墓呢？这是因为长、微二字混淆由来已久，目前一般都释此字为"长"的缘故。因此这个字的正确释读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太清宫大墓出土有铭铜器50件。只在《考古》上发表了两件铭文拓本，作为国名的首字都不清楚。但在《中原文物》的报道中引用过湖北黄陂鲁台山M30出土的“长子狗”鼎，[8]并提出“同为‘长子’，墓葬形制的大小和随葬器物的多寡”为什么会如此悬殊的疑问。而长子狗鼎的长字（图一：5）显然是微字的误释。在杨育彬、张志清、方燕明诸位先生的帮助下，笔者有幸看到了太清宫大墓出土的铜器铭文拓本和部分实物。长字写法比较复杂，但大多与长子狗鼎的写法相同。与长子狗鼎不同的写法中也鲜见从手杖形的写法。因此太清宫大墓铜器铭文中的国族名也应释微。

早在许慎时代就已经搞不清长、微二字的造字初谊与二字的主要区别了。《说文》卷九下长部：“长，久远也。从兀、从匕，兀者高远意也，久则变化，亡声。仄者倒亡也。”《说文》中没有微字的独体字。卷八上•人部：“

，妙也。从人，从支，岂省声。”《说文》对这两个字的说解，都是据讹变后的字形立说，俱不可信。在甲骨文、金文中这两个字的初文，都像人有长发之形。所不同的是长字多了条拐杖，而微字则没有。（图一：1~7）这可以从新出墙盘中得到证实。“文武长刺”的长像长发之人手拄拐杖。（图一：4）微用作地名和族名时也像人有长发形，（图一：3）长与微的主要区别在于长字从手杖，而微字则没有手杖。长为杖字初文。《说文》木部：“帐，杖也。”除去后来赘加的意符“木”，应该解为：“长，杖也。”借为长幼的长和长短的长。帐字后来成为门两侧立木即门框的专字。又别造一个从木、从丈的字作为杖的专字。微字是发的本字。像人有长发之形。发，古音属邦母物部。微属明母微部。邦、明旁钮。微、物阴入对转。发、微音近通假，借为微小、微妙的微。久借不归，后来又别造一个从友声的发字。

造成长、微混淆的原因有二：第一是《说文》所引长字古文（图一：12,13）有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说文》所引长字古文是经过讹变后的字形，其人头与身体是分离的。而甲骨文、金文中的长字头、身两部分是合而为一的。从中山王壶与长城的长字偏旁看，两者已经分离（图一：7)，证明身首分离的长字当不晚于战国。（二）《说文》所引长字古文有误，可从《汗简》所引古文长字得到证实。《汗简》卷四收录了四个长字古文，其中三个下从一人，一个下从二人，出于贝丘长碑，而全书无微字。（图一：14~17）这个下从二人的长才是真正的长字，左边所从的人应是杖形的讹变。其他三个下从一人者实为微字古文。《说文》对长字的误解，说明许慎时代长字讹变已久，已经搞不清长字造字初谊了。因此出现误引长字古文这类指鹿为马的错误自不足怪。自然也就不能把《说文》的误引古文作为考释文字的依据。

造成长、微混淆的第二个原因，是古玺中的微字以往均被误释为长。古玺中已经被释为长的字，也不从杖形。大都作为姓氏出现在私名印中。据《古玺文编》统计共有百余件之多，算得上名列前茅的大姓了。奇怪的是以国为姓的韩、赵，虽然数量不像长字那样多，也各有数十件之多。而作为三家分晋的另一个主角魏，在私名印的姓氏中却迄今无一见，这是难以理解的。其实，古玺中这个不从杖形的长，也是微字的误释。因与魏字音同而借微为魏。《汉书·古今人表》鲁魏公，同书《律历志》作微公可证。

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个具体实例证明古玺中释微为长之误。20世纪70年代河北石家庄发现了一座汉初大型中字形土坑木椁墓。发掘简报根据墓葬规模、葬制及墓葬地理位置和墓内出土的“长（张）耳”印章确认即楚汉之际项羽分封的常山王和汉初改封的赵王张耳之墓，是很正确的。[9]须加纠正的是长耳的印章其实也是微耳之误。《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说：“张耳者，大梁人也。”大梁是魏国都城。张耳以国为姓，原名应是魏耳，因秦灭魏后，追捕张耳，乃变名姓逃亡至陈。可见张耳是逃亡至陈以后所改的名姓。墓内出土的“长耳”，实即“微（魏）耳”，是原来的名字，传世的"张耳"印则是“变名姓”以后用印。犹如与张耳初为生死之交、后来反目成仇的陈余，也是大梁人，原名也应是魏余，变名姓逃亡于陈后，又以陈的国名为姓，改名陈余，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把古玺中这类不加拐杖的字均释为微即魏的借字，常用字“长”，在古玺中就不存在了，这也无法理解。其实，古玺中这类不加拐杖的字包括两部分，其中的一部分在人的下肢右侧往往加弯勾，或加短横。以往有学者解为燕系文字中所加饰笔。但古玺中这类字未必全属燕系。古玺中张字写法很具启发性。《古玺文编》所收9个张字都有这类饰笔。（图二）原来这是古玺中长字的特殊写法。这样就可以把古玺中不从拐杖的这类字分为两部分：没有饰笔的释微，用作姓氏借为魏。（图一：8）张耳印无饰笔也应归人一部分。（图一：9）有饰笔者释长，用作姓氏时是“张”字省文。（图一：9、11)

七、结语

综上所证，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是西周宋国国君的墓葬。墓内遗物，特别是铜器大多属于殷代晚期，墓葬仍保持殷末的葬俗。墓主年龄60多岁，这位从跨越殷周两个朝代的墓主，只能是宋国开国君主微子启或其弟微仲衍，以微子启的可能性最大。铭文中常见的微子口，微是封宋以前的旧有国名，子是否为爵称，口是否为私名，口与启是否为名与字的关系，待考。

湖北黄陂鲁台山M30出土铜器铭文中多数为“公大史作姬□宝

彝”，此墓应是公大史或其妻“姬□”之墓。墓内出土的惟一的一件“微子狗”圆鼎应是战争掠夺或其他原因从宋国流人的。不能据此认为这里也有一个“长子之国”。

微子口与陕西周原扶风庄白铜器窖藏中的微氏家族应是同祖同源的两支。[10]饶有兴味的是两者都出土了“析子孙”的族徽铜器。不仅证明两者同祖同源，也为探寻两者族源提供了依据。

鹿邑太清宫西周宋国微子口大墓的发现，为确定西周宋国都城地望提供了依据。商周国君大墓一般都距都城不远，例如齐国，其国君墓地就在都城之内，今临淄齐国故城大城的东北角河崖头一带。如能跟踪追击，在太清宫附近进行勘查，西周宋国都城的发现只是时日问题了。如果上述分析不误，商丘郑庄东周宋城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即西周宋国都城在鹿邑太清宫一带，后来迁都于商丘。只是宋国迁都之举没有见诸文献记载而已。

文/王恩田

参考资料：

[1]a.韩维龙、张态清：《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青铜器》，《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b.韩维龙、张志清：《鹿邑长子口墓出土文物举要》，《收藏家》2000年第4期：c.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鹿邑县太清宫西周墓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9期

[2]尤翰青：《河南鹿邑县隐山发现古代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

[3]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5]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

[六]王恩田：《多子族复合族徽举例》，中国古文字学会第九次年会（南京）论文

[7]a.张毛寿、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第4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中美联合考古队：《河南商丘县东周城址勘查简报》，《考古》1998年第12期

[8]黄陂县文化馆、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

[9]石家庄市图书馆文物考古小组：《河北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10]陕西省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