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大运河如同一条蜿蜒的玉带,穿越千年,滋养着沿岸的文明与智慧,也见证了运河畔无数家庭的兴衰更迭。如今,水脉之上,这条穿越时空的流动史诗孕育出无数最美家庭。这些家庭,宛如航道上的灯塔,散发着醇厚优良、温暖明亮的新风尚。

华芳家庭用爱守护小家,温暖大家
最美家庭的“最美规划”
探访全国最美家庭、杭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历史保护研究所所长华芳之家,春节期间张贴在门上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犹在,彰显着这个小家所尊崇的家风传统。在城乡规划领域,华芳的名字响当当,杭州三大世界文化遗产——西湖、运河、良渚,她都参与编制相关保护传承发展规划,被授予西湖申遗、良渚申遗两个三等功,成为规划建设系统的唯一获奖者,她是让世遗大放异彩的“幕后功臣”。
讲起与大运河的缘分,华芳的记忆被拉回到40年前。那时她还不满10岁,一次听父亲说起从苏州到杭州的经历,“那时候走水路,从运河苏州段坐船,一晚上就到杭州了”。华芳边听边脑补美妙的画面,想象着湖光春色,一觉醒来,湖面飘荡着淡淡的薄雾,仿若仙境。谁知父亲却说“闻到一股浓浓的臭水沟味,就是到站了”。一盆“冷水”把华芳浇醒,也在她心里埋下了未来要参与运河保护事业的种子。
从浙江大学毕业后,华芳进入杭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和运河的缘分也就顺理成章了。2013年,国家文物局委托她做一个“运河遗产的监测与管理”的课题,华芳和团队从北京到杭州对大运河沿线进行了全面深度的调研和座谈,大运河申遗成功后的第二年,华芳和团队一起开启编制《杭州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历经3年,《保护规划》得到正式批复,成为全国第一个申遗成功后针对大运河遗产的法定保护规划。“有时候一个地方我们要去10趟甚至20趟,才能确定下来信息,以塘栖为例,我们光是坐船就不下10次,开车也去了七八趟”。随后,由华芳主导的《杭州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杭州市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细则》也获批复出炉。三个规划真正实现了在保护、管控、建设上的“三规齐全、相互衔接”,走在了全国前列。
华芳曾和专家们探讨什么是理想的“城河关系”,得出了“大运河两岸近河岸的一两个街区不宜建高层建筑”的共同认识。“这说明要重新定位的从来不是遗产本身,而是人的理念。”华芳说,以前运河边的开发思路都是封闭式的,越是运河边越是建住宅,但是这些住宅小区肯定是用高墙围牢的,和运河切割得很清楚。现在我们要换一个思路,运河边要变成滨河活力街区,把最聚集人气的功能区放在运河边,让运河作为慢行系统的生活界面,真正融入城市中去。有了这些新路径,就不会盲目拆旧楼建高楼,从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华芳在城乡规划领域的成就不胜枚举,但她却说这枚“功勋章”一半要归功于她的家庭。华芳和先生胡宁是浙江大学同级校友,相恋结婚27载,志趣相投。“我先生是我成功的重要推手。”2019年8月,正在准备雄安项目成果汇报的华芳不慎滑倒,左腿髌骨碎成了四五块,华芳先是指导团队准备第二天的汇报,下午才给胡宁打电话“报告”情况。当晚,胡宁就从杭州赶到了北京的医院。“他来后,我感觉一下子安心了许多,也有力量了。”华芳说,她的腿先后动了两次手术。第一次,为了将碎掉的骨头拼接好,膝盖里打进了一圈钢钉;第二次,医生需要将已经缝合的伤口切开,重新校正骨头接合的角度和位置。看到妻子如此辛苦,胡宁大包大揽了全部家务。“其实自打我干规划起,家里的担子他挑的就多了。那次受伤,他喂我吃饭,在我起身的时候做‘人肉’靠垫,身为一个理工男,心细到我回家的时候,家里、办公室用的助行器、小便器都提前准备好了。”在胡宁悉心照顾下,华芳身体上的伤痛缓解了不少,得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雄安项目中,每天用大量时间研读资料、梳理思路,再指导规划团队分头行动。
随着项目进入深化阶段,家里成了华芳的另一间办公室,在全家人的“全力护航”下,2020年8月,饱含团队心血、浓缩杭州规划智慧的雄安新区安新组团规划向社会公示,2021年6月,省政府批准公布了规划,将原本在五个组团中并不起眼的安新提升到了“雄安明珠”的地位,灵动且富有白洋淀水乡特色的规划,将以华芳为代表的杭州规划资源人的精神风貌印在雄安。
三代守护运河畔的岸绿水清
3月,运河两岸依旧寒风瑟瑟。清晨6点,江苏省沛县湖西农场大运河义务巡河员王大亮和妻子沈艳如往常一样径直走到自家门口4米多高的旗杆前,将国旗缓缓升起。随后,夫妻俩扛起兜网,揣着插卡式播放机,走到京杭大运河沛县湖西段大堤东侧的一处河岸,沿着固河堤,一人驾船,一人用兜网打捞起河面上的树叶、垃圾、水草等漂浮物。“我们南起鹿口河河口、北至大宽河,一去一回10公里,一天至少两趟,最多一次一天垃圾杂物打捞量达800公斤。”
京杭大运河沛县段流经7个乡镇街道,绵延60余公里,连通着微山湖,是徐州市重点打造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中一段重要的“清水廊道”,河水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南水北调的水质。而这段“清水廊道”的背后,凝结着王大亮一家40余年的坚持和努力。
王大亮是土生土长的运河岸边人,对大运河有着深刻的记忆和浓厚的感情。20世纪80年代,看着面前的运河水变浑变暗,王大亮的父亲心疼不已。简单思量之后,他开启了一人一船的巡河之路。“我父亲总说,巡河是为我们自己巡的,我们靠着运河生活,保护它是我们应尽的本分。”2009年,父亲去世,王大亮接过父亲的船桨和兜网,学着父亲的模样护河巡河,打捞河道和岸边的垃圾……王大亮说,他们一天从运河里打捞出的垃圾和杂物,少则几十公斤,多的时候甚至几百公斤,这么多年算下来少说也有上千吨了。
除了担负着河道垃圾清理工作,王大亮还要时刻警惕和防范向运河排污和倾倒污染物事件的发生。为了阻止人为污染河水,他曾不止一次遭到部分违法企业和个人的恐吓甚至报复。王大亮说,他不会害怕,也不会退让,“我干的是光明正大的事,而那些恐吓我的人,本身就是见不得光的,邪不压正。”妻子沈艳看见王大亮数次遭遇危险,甚至危及生命,决定跟随他的脚步,一起清理垃圾,保护大运河,儿子王港节假期间也会主动加入进来。

“清水廊道”的背后凝结着王大亮一家40余年的坚持和努力
大运河如同一条蜿蜒的玉带,穿越千年,滋养着沿岸的文明与智慧,也见证了运河畔无数家庭的兴衰更迭。这些家庭,宛如航道上的灯塔,散发着醇厚优良、温暖明亮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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