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
自2013年开始，北京市对燃煤的替代更多被一种外力驱赶着，以不断挑战城市极限的方式加速着。2017年“禁煤”工程遭遇更大挑战——今年的任务是整个北京市平原区无煤，燃煤替换的工作量接近2016年的两倍，达到32.9万户。
一个巨大的工程
第一次見到王诜时，他拿着一个褐色的皮面笔记本，里面贴着各种打印好的excel表格。接下来这一年，他大部分时间会带着这个笔记本并随时翻阅。当他需要了解一个庞大的工程进展到什么阶段，或者自己在一个物资人员快速变动的轨道上身在何处时，这个本子记载的数据能给他一个坐标。当人处于充满变动的紧张生活里时，他需要这样的定位和提醒。
王诜是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营销部农电处处长，他所属的部门负责北京自2013年之后的“煤改电”工程改造。“煤改电”是北京对城市发展动力替换升级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上溯到2003年——这一年，北京市正式从城市核心区开始取消燃煤，用燃气或者电力等清洁能源来替代。这原本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煤炭曾作为充足廉价的动力，陪伴绝大多数城市走过工业社会的童年时期，也会在城市的升级换代中被更清洁的能源逐渐替换。这是一个现代城市在工业社会下惯常的发展轨迹。北京自2003年开始的燃煤替换，就像一个脱离童年期的年轻人，开始追求更为干净优雅的生活，是一种相对自然平缓的成长。但近几年来，尤其是自2013年开始，对燃煤的替代更多被一种外力驱赶着，以不断挑战城市极限的方式加速着。
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在北京城郊小建材市场调研散煤
2013年1月，北京及周边地区遭遇了严重的雾霾污染——1月14日数据显示，最高达993/立方米，而国际通用的空气污染最严重级别标准是300克/立方米。这场雾霾指数高额“爆表”只是2013年的“霾伏序曲”。据环保部统计，2013年全国平均霾日是35.9天，比上年增加了18.3天，创50年来之最。华北中南部至江南北部的部分地区雾霾日数范围为500～100天，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100天。北方地区更成为雾霾肆虐的重灾区。在京津冀、黄淮一带，雾霾最长持续20天左右。”
2013年可以说是公众认知上的“雾霾元年。在这一年，北京市刚对社会明确公布了概念，雾霾就以这种方式向公众展示了自己的存在。也是在这一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出台，提出“到2017年，京津冀地区细颗粒物浓度下降25%，其中北京市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为了达到目标，这个城市使用了各种方式，试图尽快摆脱那团灰白色的混沌烟雾。但雾霾像一个隐伏其间的怪兽，反复出现在城市上空。尤其是冬季，这个以煤炭为主要供暖燃料的季节里，雾霾出现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季节。作为已知的确定污染源，煤炭遭到越来越严厉的管控。2014年，北京市环保局宣布将在全市范围划定“禁煤区”，至2020年底，城六区将全面“禁煤”。
北京曾被称为是世界上烧煤最多的首都，它所在的“京津冀”更是一个巨大的燃煤消耗区。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将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比喻为一个烟囱：“北京每年燃煤2300万吨，天津7000万吨，河北2.7亿吨，加起来是3.7亿吨，标准煤还要乘以1.2，也就是说三四亿吨的粗煤燃烧。山东是3.8亿吨标准煤。京津冀鲁的燃煤量加起来是7.5亿吨煤，占全国22%，占了全世界的10%到11%，京、津、冀、鲁占世界陆地面积万分之五不到，这么一个小面积烧了全球10%的煤，从卫星上看，这块儿不就是个烟囱吗？”禁煤令意味着这个曾经以煤炭为主要燃料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区，将留出一个巨大的能源空白，需要用别的燃料去填补。
从2013开始，王诜笔记本上的数字在不断变化。2013年“煤改电”用户是4513户，2014年2万户，2015年5万户。2016年骤增为18.9万户——这一年北京的禁煤区从东西城核心区扩大到整个四环内。整个工程耗用电力导线2.1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半圈，安装变压器3600余台（容量相当于11个110千伏变电站）、电线杆7.5万根（可摆放22个足球场）、电度表6.8万具（可摆放29个篮球场）。施工强度最大的时候，有2000多个现场同时开工，10000多人在同时作业，“相当于全北京的电力人都在做这一件事。”王诜对本刊记者说。他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员工，参加过诸多的电力建设工程。但在他的记忆中，唯一能与这次“煤改电”的工程量和涉及区域广泛度相类比的是第一次农网升级——从1998年到2006年，北京电力举全公司之力，投资38.07亿元，完成了北京市农村电网的整体升级。“煤改电”工程相当于北京市第二次农网改造，但它的完成速度是空前的——仅2016年，投资量就相当于第一次农网改造的2/3，工程量相当于之前13年北京市煤改电工程的2/3。
2017年是更大的挑战。今年的任务是整个北京市平原区无煤，燃煤替换的工作量接近2016年的两倍，达到32.9万户。3月刚开始，第一批要改造的600多个村庄的物资已经进场，近万人的施工团队也做好准备。王诜的本子上记录着各种数据：物资量，配送程度，施工进度，人员储备……工程速度越快，笔记本上数字的稳定性就越差，他对数据变化的监测甚至要精确到每一天。每当笔记本上的数据出现异常时，他必须尽快做出反应。除了笔记本外，和“禁煤”工程相关的各个政府部门负责人电话也在他手机的常用列表中。王诜几乎每星期都会和他们通好几次电话，以保证工程处在一个极其快速，但又不能失控的轨道上。
散煤之惑
在空气污染的治理史上，“禁煤”是最立竿见影也最严厉的方式。煤炭既是产生烟气最多的化石燃料，也作为早期工业时代人们整体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渗透进城市的所有细枝末节。“禁煤”意味着政府不仅要管控公共领域的烟雾制造者，还要介入到千万家庭的私人生活中。政府得投入大量财力，并辅以相当多的人力，来搭建一个与城市生活结构相匹配的管制网络。是否应该投入这个既相当浩大又细致而微的工程，而公众又是否认可政府将管制的触角深入到自己家中的炉膛里，都归结于一个认识问题：相比工厂烟囱吞吐出的滚滚黑烟，家庭是否也在产生着不亚于工业的污染物？
2008年，运煤工人给北京某胡同的居民送煤
英国自19世纪早期就开始着手驱逐城市中的烟雾，也是最早提议设立禁煤区的国家。在实施这个建议前，英国社会对“工厂和家庭，哪个是较大的污染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争论期。在治理早期，全国性的立法都明确规定家庭排烟可以免于管制，工厂才是最大污染源。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城市并没有因为对工厂的长期管控而从烟雾中被拯救出来时，家庭排烟量作为一个新问题进入大众视野，甚至得到科学界的认可。1882年的《自然》杂志认为，烟主要是家庭火炉引发的。5年后，《大英百科全书》表达了一种相似观点：“家庭火炉应该为我们城镇烟雾弥漫的状况负主要责任。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在释放烟，没有受到立法或科学干预的阻止。”此后，“家庭排烟的危害”到底是一个值得政府以深入家庭禁煤的方式“大动干戈”的真问题，还是工厂主阶级为了脱责而炮制的伪理论，历经多年争论。直到1930年，英国的全国烟雾减排委员会才提出兴建无烟区。1951年，第一个無烟区才在考文垂真正建成。
中国现在也面临着这种认识上的争论。2013年政府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后，工业作为当仁不让的污染源首先遭到管制，京津冀开始了一轮针对工业的“空气净化运动”。“北京在大气治理上，搞了5年行动计划，有84项任务，投资7200个亿，第一就是压煤。2014年整个城市用煤2300万吨煤，2015年压减到了1300万吨，关了三个供电厂，还有1100家工业企业。”2016年3月的博鳌论坛上，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紧随其后发言的是河北省副省长张杰辉。河北省历来是钢铁重镇，张杰辉引用了一句俗语来形容河北庞大的钢铁产能：“中国第一，河北第二，美国第三。”但为了应对大气污染，河北的钢铁产能在过去几年已经减少了3391万吨，钢产能减少了4106万吨，相当于去掉了两个“鞍钢”的产能，有近20万人因此转岗或者失业。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后，北京只剩下一座燃煤电厂，并已经停工。
2016年1月19日，通州区台湖镇东坡庄的村民使用无烟煤取暖。在北京，散煤取暖将逐渐成为历史
这时距离1月4日刚制定新的禁煤目标大约两个月。北京驱逐雾霾的努力，在公众意识上，就像这座被烟雾笼罩的城市一样，又一次失去了方向。社交网络上舆情汹涌：“霾到底能不能治理？”“什么才是有效的治霾办法？”“政府到底做了些什么？”
2016年4月，国家环保部召集农委、电网公司开会，北京针对散煤的治理再一次提速——2017年要完成南7区无煤化，预计到今年10月底前，京津冀地区荣乌高速以北，京昆高速以东近1万平方公里区域实现“禁煤区”。这相当于将原定2020年达到的目标提前完成——在2017年取暖季来临前，北京市要完成近千个村庄的改造，包括一些已经没有责任主体却依然存留的老工业国有宿舍，甚至涵盖街边引车卖浆的小商摊。作为这个庞大任务的铺垫，2016年必须完成四环内禁煤。这一年的改造量有574个村、22个街道，相当于2003到2015年北京市完成煤改电数量的2/3。
这是2016年以来的第二次提速。从工程量来说，电力公司经历过第一次农网改造，奥运会前的“0811工程”的考验，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建设流程和规范的工程标准。但这次他们面临的是从未有过的速度考验——距离2016年采暖季只有大约半年时间。“电力公司没有自己的土地，从在城市中踏勘位置，到规委批复，再到通过环评，前期程序复杂，一个变电站的标准建设周期大约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王诜对本刊记者说。即便在日益逼仄的城市中落实了建设变电站的土地，把电线和电线杆架进村庄又是另一个需要大量交涉和谈判的繁琐过程。城市的土地权属支离破碎，驾杆引线要经过的每段河道，每条公路，每片荒地，可能都有不同的主人。王诜把这些工程称为“最后一公里”——越接近终点，施工难度越大。在2016年，当电力公司把所有招标核准程序做完，施工期已经只剩4个月。
王仲秋要做的是更细微，也更琐碎的工作——完成村民家中的内网建设，将电力公司建设的外网和村庄里的每个家庭连接起来。他是北京市朝阳区农委的新农办主任。在村庄用煤炭取暖的年代，王仲秋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是预防村民煤气中毒，每年至少有几次大型的入户宣傳和巡视，他了解村庄，也了解煤炭在村庄里的使用。2013年开始大规模治理雾霾时，散煤治理从发改委移交给了对村庄更为熟悉的农委，王仲秋是这项工作的执行者之一。
朝阳区距离北京核心城区最近，也是人口密集度最高的一个区。“人口结构很复杂，所有村庄中，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最低比例是1∶2，也就是500本地人口，1000个流动人员。稍大些的村庄，人口比例能达到1∶10以上。”王仲秋对本刊记者说。在“煤改电”工程中，他的一项工作是将这些混杂在一起的庞大人口区分开，按户籍给每家每户重新安装可以接受政府财政补贴的智能电表，并完成家庭内的线路改造。为了赶在2016年11月取暖季前完成这些工作，“最后阶段施工队伍晚上都不回家，就搭个简易帐篷睡在村民家门口，等第二天天一亮就进屋安装”。王仲秋对本刊记者说。安装完成了，还需要将每块电表与村民的身份证核对，“仅这一项工作，就做了3个月”。
从2016年开始，北京的治霾工程就像一台被坏空气驱赶着、运转越来越快的机器，消耗著大量金钱、物资，还有相当多的个人生活。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必须把自己调整到相同的速度，适应它，并且控制它。王诜这两年的平均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在傍晚接受完本刊记者采访后，他还要回到办公室完成一份上交给市领导的报告，统计在即将过去的2016年采暖季“煤改电”工程的用电量。王仲秋保持多年没有变化的体重，从去年开始第一次下降了。他们的脸上都能看到相似的显而易见的疲惫，那是一个人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后给身体留下的痕迹。这种疲惫感不仅来自过去的2016年，还来自正在到来的2017年——禁煤工程将在这一年迎来工程量最大、难度也最高的部分。
待解的疑问
在北京的城市边缘，大概是五环到六环之间，有这样一些村庄：被像80年代居民楼那样的私搭建筑堵得满满当当，每栋楼的底层角落里，都能看到一个小锅炉房，连着一根直达顶层的烟囱。每到冬天取暖季，这些锅炉房就隆隆作响，烧煤的烟雾弥漫在村庄上空。这些村庄是城市化的一种产物。不断扩张的大城市吸收了邻近村庄的耕地水源、土地，也聚集起庞大的流动人口，用“出租经济”反哺它们。扩建的出租房像失控的野草那样生长着，挤占村庄的天空和道路，甚至路旁仅剩的稀疏的几棵树上，也贴上了“专业伐树”的小广告。
这些村庄既是距离北京城区最近的散煤高消耗带，又是北京平原区“禁煤”工程中最晚被触碰的部分。早在2003年，北京的煤改清洁能源工程从核心城区开始，2013年，针对农村的清洁能源替换又先在形态更为单纯、施工难度更小的远郊村落展开。这些城乡结合部逼仄拥挤的村庄，成为北京2017年要完成的平原禁煤区中最难办但又必须完成的“硬骨头”。
虽然2016年的工程让电力公司和农委都积累了大量改造经验，但如何完成这些村庄的改造，仍然是个伤脑筋的问题。相比安装天然气管道需要的安全距离半径，电网建设的灵活性大得多，可叠楼架屋的村庄仍然让施工困难重重。“一台变压器的供电半径不超过200米，这些村子的违建太密集，很难找到符合距离的设备安装空间。”一位电力基层施工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很多楼房已经盖到八九层，大概比电线杆还高两倍，没法按常规走架空电线。”2016年四环内“无煤化”改造时，海淀区花了大概3个亿才改完这样一个“城中村”。今年这样的村庄更多，至少在朝阳区就有4个。为了完成改造，区农委计划花1000万元请一个项目公司，专门负责调研村庄做改造方案。
这些都是北京正在支付的成本，代表着这个城市驱逐空气污染物的努力和决心，也标记着它在雾霾治理中艰难摸索的一段历史。2017年3月9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两会”上回答记者关于京津冀治霾的问题时，提到几个数字：2016年，北京市的平均浓度为73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18%，但比京津冀地区的平均71微克/立方米高出了约3%;2016年全国74个重点城市，除了北京之外，所有控制的地区，在过去的3年里都减少了30%以上。和北京在治霾资金上的投入相比，这些数字或许说明，虽然这个城市如此努力地抗击雾霾并取得了些许成果，但还没有真正了解它。
在刚刚结束的2017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提到现在雾霾的成因尚未清晰。“我这次参加陕西代表团讨论时，一位中科院院士告诉我，他们经过十几年跟踪研究发现，中国北方冬季雾霾在全世界都是特殊的，除了我们熟悉的燃煤、尾气排放和扬尘等，还有其他影响因素。”李克强在会上说，“现在我们观测雾霾的几种方法，无论是‘微量振荡天平法还是‘β射线法，都分不清什么是‘雾、什么是‘霾。我们对雾霾的形成机理和成分确实还没有完全搞透，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
就在北京努力将煤炭从城市中替换出去这些年，南城那些尚待改造的旧村庄旁边，一座现代新城正拔地而起，在夜色中流光溢彩，展现着大城市特有的生命力和美感。我们或许可以清楚地计算出，2017年平原禁煤区完成后减少的煤炭和污染物数量，但这勃勃生长的城市景象中，是否隐藏着哪些尚未明了的物质？在城市上空做着怎样的复合化学反应？又如何影响着我们呼吸的空气？禁绝煤炭的行动不过是北京追求新鲜空气漫长路程上艰难且值得记录的一步，这个城市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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