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各种各样“送信”的使命，无数之人为此而奔忙不息，你曾否考虑让自己具备“把信送给加西亚”的这种精神呢？

在古巴的所有历史事件中，有一位杰出人物一直闪耀在我的记忆中，他就像位于近日点的火星一样光彩夺目。

当西班牙和美国的战争即将爆发之时，最重要的就是让军队的首领得知古巴的战况。当时，加西亚将军隐蔽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偏僻山林中，无法收到任何邮件和电报。而美国总统须要尽快地与他进行合作，情势紧急！

该怎么办？

这时，有人报告总统：“有一个名叫罗文的人能帮您把信送给加西亚。”

就这样，罗文带着总统致加西亚将军的信出发了。关于这个名叫罗文的人怎样拿到信，如何用油布袋将它密封好、捆在胸前，然后乘敞篷船航行四天后趁着夜幕降临在古巴海岸登陆，消失在丛林中，三周后来到古巴的另一端，接着步行穿过西班牙军队控制的领土，最终将信交给加西亚的全过程，我不想在此详述。但我想说明一点：威廉·麦金利总统交给了罗文一封信，并委派他交给加西亚；罗文接到信后，问都没问一声“他在哪儿？”，便出发了。

罗文的形象应该被雕塑成不朽的铜像，矗立在各个高等学府的门前。它不是年轻人所应受的正规教育，也不是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拟定的政策，而是让我们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强，信念更加坚定，行动更加迅捷，精力更加集中的精神——“把信送给加西亚”。

如今，加西亚将军已经去世了，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加西亚。没人愿意经营一个满是无能的下属的公司，他们的无能和毫不情愿将使事情变得一团糟。

漫不经心的帮助、愚蠢的错误和懒散的工作态度，这些都不足以表现那些人的无能。他们永远不会成功，除非不择手段的使用威胁或贿赂的方法。或者听天由命，等待上帝恩赐奇迹，给他们带上天使的光环。

既然你读到了这里，那么就去做一个测试吧：你正坐在办公室里，六个职员在外面听候差使。你召唤其中一个职员进来，并对他说：“请帮我在百科全书中查找一下关于科勒乔一生的情况，并做一个简短的纪录。”

你认为这个职员会立刻说“好的，先生”，并着手去做吗？

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这样，他会用呆滞的目光盯着你，并提出一系列类似如下的问题：

他是谁？

从哪本百科全书中查找？

这属于我的工作职责吗？

您说的是俾斯麦吗？

为什么不让查理去做？

您说的那个科勒乔死了吗？

您着急要吗？

我能不能把书给您，由您自己去查？

您想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什么事？

……

我敢下十倍的赌注和你打赌，当你解答完他的这些问题，告诉他怎样去查找信息，以及你为什么要查这些之后，这个职员会出去并找另一个职员来帮他找这个“加西亚”——然后，回来告诉你根本没有你要找的这个人。当然，我也会输掉我的赌注，但是根据普遍规律，我将是正确的。现在，如果你明智的话，你就会不厌其烦地向你的“助理”解释：应该在Ｃ的目录下查找科勒乔，而不是在Ｋ类中。但是，最终你将会微笑地说声“没关系”，然后自己去查。

他们愚昧无知，意志薄弱，没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愿承担责任——所有这些都使纯粹的理想状态离我们远去。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事都不愿做，那他怎会帮助别人？我对现在的办事员的工作能力表示怀疑。如果你刊登广告招聘速记员，那么前来应聘的十个人里就有九个既不会拼写，也不会准确使用标点——并且他们认为根本就没必要学会。

这样的一个人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吗？

“你看那个簿记员！”一个大企业的领班对我说。

“嗯，他怎么了？”

“他本应是一位好会计，但如果我派他去做事，他很难完成使命。每路过一个俱乐部他就会逗留一会儿，当他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时，却忘了自己究竟要做什么。”

我们能信任这样的人，而让他把信送给加西亚吗？

最近我们听到了许多感情脆弱的人们对“血汗工厂中被蹂躏的工人”和“寻找工作的流离失所的人们”的同情，然而他们每天同样得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辛苦劳作。

关于那个未老先衰的雇主未能让懒散的饭桶担任要职的事情，我们一无所知。他长期固定地用一个“助手”，只能使他的工作越来越糟。每个商店和工厂都有一个不断淘汰的过程，雇主定期对员工进行考核，并解雇那些碌碌无为的人，任用有为的新人。不管时代怎么变化，这个规律将保持不变：当工作艰苦、人员短缺的时候，雇主对员工的工作总是很满意。

但随着公司规模扩大，将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这时只有最出色的人才能存留下来，个人利益将激发每个员工尽力做得最好——这些人才能完成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使命。

我认识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但他却不善处理自己的事务，对别人的工作也毫无益处。因为他一直神经质地怀疑他的雇主具有压迫性或有压迫欲。他不能发号施令，也不会接受命令。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能把送给加西亚的信托付给他吗？即使我们这样做了，他的回答也将会是：“你自己去做吧！”

今晚，这个人还会穿着破旧的衣衫，顶着凛冽的寒风走在街上，四处寻找工作。认识他的人都不愿意雇佣他，因为他是一个仇视一切的反叛分子。他对外界发生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唯一能影响他的是他那双厚底的９号鞋。

当然，我清楚地知道，一个思想畸形的人比一个身体残疾的人要可怜得多。我们还对另一些人感到同情，他们试图经营自己的公司，他们的工作时间被严格限定，头发在一夜间变白，他们将为自己的懒散拖沓、无知愚昧和忘恩负义付出代价，并终将流离失所、饥寒交迫。

虽然我的话听起来似乎有些严重，但道理确实如此。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使命，只是由于精神意志的限制，使大多数人难以胜任。在工作中，人们善于指使他人，但是当使命落到自己肩上时，他们却不知所措。慵懒、愚昧和无能使他们百般推托，最终这些人将被社会所淘汰。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送信”的使命，无数之人为此而奔忙不息，你曾否考虑让自己具备“把信送给加西亚”的这种精神呢？

［附录］

我是怎样把信送给加西亚的

“哪儿，”亚瑟·瓦格纳上校的上司、军事情报局的首脑麦金利问道，“我在哪儿能找到一个可以帮我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呢？”

立即有人回答说：“华盛顿有一位年轻军官，名叫罗文，中尉军衔，这个人可以帮您送信！”“那就派他去！”上司命令道。

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上司正为信能否及时送达感到忧虑。他认为要想打赢未来的战争，就必须让美国的士兵和古巴起义军密切协作。他明白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弄清楚岛上驻守着多少西班牙士兵、他们的军事布署、军队的士气、军官的性格，尤其是高层指挥官的性格，一年四季的路况，西班牙人和起义的军队以及这个国家大体的卫生状况，双方的武器装备如何，以及当美军部队被动员参战时，如何用古巴的力量来扰乱敌军，这个国家的地形和其他重要事实情况，等等。

上司下令“派他去！”正如手下人推荐他去一样快速而果断。

大约一个小时后的正午时刻，瓦格纳上校找到我，让我在中午１点钟去陆海军俱乐部拜会他。当我准时拜会他时，一向以爱开玩笑而著称的他问我：“下一班船什么时候开往牙买加？”

我觉得他又要和我开什么玩笑了，也就没把他的问话当真。我让他等我一会儿，出去打听一下情况。回来之后，我告诉他，一艘名为“艾迪罗德克”的英国船次日中午将从纽约起航。

“你能搭乘那艘船吗？”上校紧接着问。

尽管我一直认为上校是在开玩笑，我还是肯定地回答了他。

“那么，”我的长官说，“你就做好乘船出发的准备。”

“年轻人，”他接着说，“你是受上司委派和加西亚将军取得联系的人，更准确地说，上司选定你送信给加西亚将军。你可以在古巴东部的某个地方找到他。你的任务就是，要把到手的军事情报整理好，供作战使用。你送给他的信，都是军事情报局的首脑对他的指令。你不要把捎带的口信写下来。历史上已有许多因把所送情报写在纸上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的悲剧发生过。大陆军的内森·黑尔，以及和墨西哥交战时涌现出的瑞奇中尉，都是因为携带书面情报而被捕。两人后来都被以间谍罪处死，而且在瑞奇中尉的悲剧中，斯科特将军的作战计划也因写于书面而一并被泄露给敌人。你此次执行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次前去送信，绝对不许有半点差错。”

这时，我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瓦格纳上校并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到牙买加后你总会有办法向我方的人员证明你的真实身份，”他继续说，“那儿有一个古巴军人集团。其他事情，全靠你一步步把握了。我不需要再给过多指示。”他的确没再给我交代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情，他前面已经给我交代过了。“你利用今天下午的时间，做好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霍普雷斯将军要求我们想方设法让你安全抵达金斯顿。随后，假如美国要向西班牙宣战，将根据你发回的密电做出进一步指示。这一切都将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你必须自己做好计划，然后亲自采取行动。这项任务由你完成，要记住，只是你一个人！你必须把最重要的情报送至加西亚将军。你的火车将在午夜时出发，再见，祝你好运！”我们握了握手。

瓦格纳上校松开我的手时，又一次叮嘱我：“务必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匆忙开始准备时，不禁考虑到此次行动的重要性及复杂性。我知道，当时国家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在我动身之前战事也不会爆发，或许甚至等我到达牙买加之后，美国还没有宣战。这些事实，令我的职责更加复杂。走错一步，可能造成一生都无法挽回的损失。万一宣战，我的职责便比较明了，尽管由此给我个人带来的危险会越来越大。在这种关键时刻，一个人的声誉，连同他的生命，都置于生死攸关的边缘。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要寻求书面指示。穿上了军装，一个人的生命便为他的国家所支配，而他的声誉则属于自己，它不应该被置于任何有权者之手，任其诋毁。我所碰到的情形，就是无法像其他人那样，得到一份书面指示，告诉我应当如何妥善行动，以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当时我唯一的想法是，我一定要把信息送给加西亚，并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情报，而且我发誓一定要做好这项工作。

我不知道瓦格纳上校是否把我们谈话的实质内容都记录到了放在准将办公室内的文件夹中。直到今天，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了，记或不记都无关紧要。

我的火车在午夜１２点零１分离开华盛顿。我坐在火车上，不知怎的，竟然想了一些关于星期五出门旅行有好运的迷信之事。火车离开的时候是星期六，而我是在星期五离开俱乐部的。我想我的命运，应当由周五动身这样一个事实来决定。没过多长时间，我便不再去想这些事情了。

“艾迪罗德克”号准时起航，而且这次航行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件。我让自己远离其他乘客，只从一个与我同船的电力工程师那儿打探外面的消息。他告诉我不少让我感到精神振奋的消息。由于我在船上不和其他人来往，因此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

可等到“艾迪罗德克”驶进古巴水域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了一种潜在的危险。我那时只随身带着一封美国政府写给牙买加官员的信，信中表明了我对外作掩护用的身份。如果在“艾迪罗德克”驶进古巴水域之前美国已向西班牙宣战，根据国际法规定，西班牙有权搜查这艘船。如果真的发生那样的情况，我就有可能被当作战俘抓起来，送上西班牙的任何一艘船。与此同时，“艾迪罗德克”则可能被西班牙部队击沉，尽管它悬挂着中立国的国旗，从一个宣战之前的和平的港口起航，前去中立国的港口。

一想到这些事情，我赶快把那封信藏进我所住的舱房里配置的救生衣中。待一切都安排好之后，我那颗悬着的心才开始放下来。

到了第二天早上９点，我上了岸，成为赴牙买加的一位客人。不久我就和雷先生联系上了，他是古巴军人集团的头儿。有了他的帮助，我打算尽快找到加西亚将军。我于４月８号离开华盛顿，４月２０号我得到消息，美国要求西班牙４月２３日之前同意将古巴政权交还给古巴人民，并且撤离岛上驻扎的陆军，同时撤离该海域的所有海军。向古巴投降，并且撤掉岸上的武装力量和水域的海军力量。我拍发密电报告我已经到达目的地。４月２３号，我收到了一封密电：“尽快和加西亚联系！”

收到那封密电几分钟后，我来到了我应该去的军人集团总部。那儿有不少流亡的古巴人，我以前从未见过。我们就一些人们经常提起的话题聊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一辆马车到了门前。

“时间到了！”有人用西班牙语大声喊道。

那儿的负责人也没有再和我多讲什么，就让人带着我来到马车边。我上了马车，找个座位坐了下来。

驾车的是一位士兵，他在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这个旅程对我来说非常陌生。那位士兵沉默寡言，看上去十分稳重。他对我一言不发，即便我开口想和他聊聊，他也毫不理会。从我在马车上坐定的那一刻起，他就飞快地赶着马车穿行在金斯顿的街道上。马车一刻不停地前进着，没过多久，我们便穿过市郊，离开了热闹的居民区。我时而用手敲敲马车车厢，时而用脚踢两下，然而他仍旧专心赶车，对我的举动置之不理。

他看起来好像明白我要给加西亚送信，让我尽快通过整个旅途的第一站是他的职责。因此，我几次想让他认真听我讲话的努力没有奏效之后，我也就不再做这种努力了，索性懒洋洋地靠在座位上，让一切都顺其自然。

马车行了４英里路后，我们开始穿越一片茂密的森林。随后马车又在一条宽阔平坦的道路上急驶。也不知道又走了多远，马车终于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之后，我面前站着一个陌生人。他请我转乘另外一辆等候在那儿的马车。

真够奇怪的！一切事情似乎都已被安排得井然有序。在这个过程中，听不到一句多余的话，连一秒钟都没有耽搁。

一分钟之后，我又上路了。

这第二个司机和第一个一样，还是沉默寡言。我努力想和他聊天，但毫无收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赶着马车飞快前行。随后我们穿过一个小镇，顺着科布里河谷向着目的地奔去。我们所走的那条路的尽头，就是著名的加勒比海。

驾车人仍旧一言不发，尽管我总想让他和我说上几句。他对我置之不理，只管驾好稳妥行驶的马车。马车越走越快，我在车上自由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直到太阳落山，我们才在一个火车站旁边停了下来。

但是怎么会有这么多乌木从河道的斜坡上朝我滚下来呢？难道西班牙当局料想到我会来这儿，提前在我的必经之路上安插了牙买加官员？这种情景让我有些紧张，但当一位年老的黑人慢慢走到我的马车前，推开车门向我推销他的炸鸡时，我才放下心来。当地人说的方言，我只能听懂个别的字句。但我知道，古巴人将非常感激那些全力帮助他们获得独立的外国人。

我的车夫非常沉着地站在一旁，他既不对黑人手中可口的炸鸡感兴趣，也不对别人的谈话感兴趣。过了一会儿，我坐的那辆马车又换上两匹马，驾马车的人用力挥鞭，两匹马拉起马车飞快地跑了起来。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向那位老黑人道谢，只好坐在马车上向他喊道：“再见，叔叔！”

转眼之间，我们已离他而去，以极快的速度继续前行。

尽管我完全理解当时严峻的形势，以及我的使命多么重要，但在那一刻我却沉浸在对热带森林的仰慕之中，将其他一切置之度外。森林里的黑夜与白天一样美丽。所不同的是，有太阳照射的白天，那儿是花草树木的世界。而到了晚上，它则成了引人注目的昆虫的世界。短暂的黄昏一旦化为漆黑之夜，萤火虫们就带着独有的光亮，在森林中四处乱飞。它们为森林增添了无限美丽，让身在其中的我感觉如同到了仙境。

然而我一想到自己正在履行的职责，就连这样的景致也会被忘记的。马儿用尽全力向前飞跑着，突然之间，一声刺耳的哨音在林中响起。

我的马车停了下来。许多人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他们好像是从地缝里蹦出来的。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被他们包围起来。我定眼一看，他们可是一群武装到牙齿的军人。在英国的殖民地上遭到西班牙军人的拦截，我本不应该有什么害怕的。可由于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我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如果牙买加当局允许他们对我采取行动，那么这就意味着我的使命无法完成。如果西班牙方面已经通知牙买加当局，说我违反了该岛的中立条约，那么我就得不到继续前行的允许。如果他们是英国军人，那么情况就应另当别论了。但没过多久，我紧张的神经便放松下来。包围我们的人，与赶马车的那位小声商谈一会，我们便被放行了。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的马车停在一个房屋前，房屋里亮着微弱的灯光。晚饭已经为我们备好。看来军人集团的负责人还考虑得挺周到的。

他们首先为我提供的是一杯牙买加甜酒。我记不得当时自己是否十分疲惫，尽管我已两次换乘马车，已经在将近９个小时内行驶了大约７０英里，我只记得那杯牙买加甜酒的醇美。

接下来就是一番介绍。从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走出一个个儿较高、身材较瘦、神态自若的人。他满脸胡子，有一只手少了一个拇指。在我看来，他是一个让人觉得在任何危险时候都可以相信的人。他双眼里透着真诚，我甚至能够从他的双眼里看出他那高贵的灵魂。他以前曾经到过古巴，后来因为不满于西班牙的旧制度，被迫走上了流亡海外的道路。他断掉的拇指，就是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之一。他名叫泽瓦西科·萨比奥，负责保证有人能够引导我前去给加西亚将军传递情报。其他人则被招来和他一道为我提供安全保障。到现在，我还有７英里的路要走。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马不停蹄地前进着。在前进途中，再一次因听到口哨信号而急停下来。我们都从马车上下来，快速窜进甘蔗地，在里边默不作声地向前摸索了大约一英里的路程，最后在靠近海湾的一片椰树林中停下脚步。

离海岸５０码远的地方，一只小船在水上轻轻地漂动着。突然之间，船上一束亮光一闪一闪。这肯定是一种信号，因为我们是悄无声息地到达这儿的。泽瓦西科·萨比奥显然对驾船者的机警感到很满意，他十分沉着地给船上回了个信号。

我和军人集团的这些特工做了短暂的告别，感谢他们提供的巨大帮助。随后，从船上下来一个人，他走到我身边，二话不说就把我背上船。

我前去找加西亚将军接头的第一段行程告以终结。

我刚一登上船，便发现船上放了一些鹅卵石作为压舱物。这些压舱物仿佛是船运的货物，但它却并不怎么影响行船的速度。除了我之外，小小的船上还坐着泽瓦西科·萨比奥，以及两位驾船者，所以显得有些拥挤。

我不愿过多地麻烦这些乐于助人的朋友，只想尽快乘船到接下来的目的地，好让他们返回。我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泽瓦西科·萨比奥。他回答说，船无法抄近道走，必须划过前边的滩头，因为在那个小小的海湾，风力不够大，无法把船上的帆张起来。没过多长时间，我们的船顺利划过滩头，外面的风渐渐大了起来。驾船者挂起船帆，借着风力，这条船快速行驶在我此行的第二段旅途上。自我们这次乘船出发之后，时刻都面临着危险。对我来说，如果我在距离牙买加海岸３英里之内就落入敌人之手的话，那可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了。如果我万一在距离古巴海岸３英里之内被捕的话，那么我将处于生死未卜的境地。陪伴我的，除了船上的朋友，就是一望无际的加勒比海。

向北１００英里处，就是古巴的海岸，那儿有西班牙的快艇巡逻。快艇上配备有小口径步枪和威力无比的机关枪。后来我才得知，快艇上配备的这些武器，要比我们船上的人员所带的武器先进得多。我们的人所带的，只是一些随处可以弄到的普通枪支。如果我们这条小船真的和这样的快艇遭遇，留给我们的逃生希望可谓微乎其微。

然而，无论碰到千难万险，我都必须成功地完成自己的光荣使命。我必须找到加西亚，并把情报传递给他。我们的行动计划，就是把船停在距离古巴海岸３英里之外的海上，等到太阳落山，天色暗下来之后，再挂起船帆或靠着划桨，快速驶到岸边的珊瑚礁后面，一直在那儿躲到天亮。如果我们被抓住，因为我们身上没有带什么文件，敌人可能都懒得审讯我们，而直接把我们扔进大海。载有鹅卵石的船离岸越来越近，不时漂过的死尸，让我们这些目击者感受到现实的残酷。

大清早，天气很凉爽，我们走了那么远，都已非常疲惫，这会儿很想躺在船上睡一会儿。忽然，泽瓦西科·萨比奥一声惊叫，把我们身上的瞌睡虫都吓跑了。我们举目远眺，发现几英里之外，一艘令人生畏的快艇正在向我们逼近。

听到泽瓦西科·萨比奥用西班牙语发出的果断命令，船员迅速把船帆降了下来。接下来，泽瓦西科·萨比奥让船员调整船头，使船的航线与牙买加海岸保持平行。

“敌人可能会认为我们只是出海捕鱼的渔民，因此与我们擦肩而过。”泽瓦西科·萨比奥沉着冷静地说。

他的话得到了验证。那艘快艇行驶到我们这艘船附近时，快艇上的一位指挥官用西班牙语朝我们高声叫道：“捕到什么没有？”

我的向导也用西班牙语回答说：“没有啊，今天早上那些可恶的鱼儿就是不上钩！”

如果我的向导当时故作聪明，继续撒谎，说自己已经捕到了鱼，那么我们可都要完蛋了，我这则故事也无法写下去了。看着那艘快艇已远离我们，泽瓦西科·萨比奥便命令船员张起船帆，快速前行。随后，他亲切地对我说：“如果你觉得实在太累了，想睡会儿，你就好好地睡吧，我觉得危险已经过去。”

在接下来的６个小时里，即使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也一无所知，因为我一直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中。实际上，那段时间内，唯一让我难受的，可能就是热带地区的炎炎烈日。白天晴空万里，没有一片云彩。远远望去，阳光下的牙买加熠熠生辉，如同镶嵌在茫茫大海中的一颗明珠。牙买加岛的南部地区，是交替出现的甘蔗林和大森林。一望无际的青翠碧绿，着实是一幅非常美丽壮观的画面。但向北望去，满眼一片灰暗。那儿的大片陆地就是古巴了。不知何时，海上刮起了风，而且愈刮愈大，丝毫没有消失的迹象。我们的小船顺利地行驶在海面上，泽瓦西科·萨比奥内心的喜悦写在了脸上，嘴里还抽着一支烟，而且时不时地与大家开个玩笑。

大概下午４点钟的时候，天空中的云彩开始慢慢消散，这个岛的主要山脉赛拉、马斯塔山顿时展现在我们眼前，在金色阳光的辉映下，显得更加壮观。这恰如展台上的大幕被拉开后，观众面前显现出一幅出自艺术大师之手的无可挑剔的艺术画。这儿有色彩、山脉、陆地、海洋，就像是一首美妙乐曲的音符，这幅美景在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看到，因为除了这儿，地球上还没有哪个地方的山脉超过８０００英尺，而其顶峰却依然披着翠绿的外衣，旁边较低的山绵延好几百英里！

没过多久，我们便没有心情欣赏这大自然如诗如画般的美景。泽瓦西科·萨比奥对我说道：

“我们离目的地比我预想的要近。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在公海航行。如果我们航行时把船靠得离岸太近，有可能会被敌人再度发现。实际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冒这个险了。”

我们很快武装起来。我原先只带了一支左轮手枪，因此我又分到了一支作战用的步枪。这种步枪，我以前只打过一次，因此我对自己现在能否很好地使用它心里没有一点底。船上的其他人也都配备了同样的武器。接下来，真正考验的时候可就要到了。因为到目前为止，不管怎么说，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我也一直处在比较安全的境地。而现在，我面临的危险渐渐增加。我一旦被敌人逮捕，那就意味着死亡，无法完成自己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我们大概离海岸有２５英里，但是看起来似乎非常近。直到午夜时分，船才向岸边靠近一些，进入到不太深的水域。船员把帆降下来，他们开始划起桨来。靠着潮水的推动，我们很快进入一个平静而隐蔽的港湾。在离海岸５０码的地方，我们抛锚泊船。我建议马上上岸，但是泽瓦西科·萨比奥说：“我们的敌人有的在岸上，还有的在海上。我们最好是呆在原位。如果有敌人来的话，我们可以随机应变。如果敌人从海上追来，我们可以立即上岸，利用复杂的地形做掩护。”那曾经笼罩在海天相接之处的热带雾气，开始慢慢地散去，一眼望不到边的红树丛和荆棘树丛展现在我们眼前。天越来越亮，过了一会儿，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远处耸立着的高山，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愈加险峻。转瞬之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雾团散开了，阴暗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世界顿时变成了梦幻般的绿色，那种景象十分壮观。

船员们正忙于将行李搬运上岸。而我却静静地站着发呆，因为我正在思索着一位诗人所写的诗句，他脑海里一定有着相似的场景。我记得这位诗人写道：“黑暗的蜡烛已燃尽，晴朗的白天便来临。巍峨的群山始露真容。”泽瓦西科·萨比奥看见我一动不动地站着，便轻声地对我说：“先生，到了！”

当我站在那儿，呼吸着早晨清新的空气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停泊着一艘巨大的战舰。大家都知道，哥伦布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发现了美洲这片新大陆。这艘战舰也取名“哥伦布”。它在当时的确是一艘威力无比的战舰，只可惜在后来的圣迭戈海战中被我们的战舰击沉。

我定下神来，朝四周看了看，发现船上的东西已经全被搬下。在船员的帮助下，我也下了船。我们乘的那只小船被转移到了小海湾，然后被抬到岸上，藏在了丛林中。此时，许多衣衫褴褛的古巴人聚集在我们刚才靠岸的地方。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友好的，这些问题我当时可没有时间去认真考虑。他们似乎得到了指令，开始帮助我们搬运东西。

我们上岸的地方，似乎是几条路的交叉点。向西望去，大约一英里之外，几缕青烟慢慢升起。看到我有些迷惑不解，旁边的人告诉我说，那儿是许多古巴难民的聚居地。他们从令人生畏的集中营逃出来后，生活在那儿。为了生存，他们只好家家架起一口大锅，用来熬盐。

我整个行程的第二段到此便告结束。

在前面的行程中，我的确碰到过危险。但从现在起，危险会越来越多。西班牙的军队无情搜捕着古巴人。这支军队被威勒统领，他是一位非常残忍的独裁者，曾被人们称为“屠夫”。他们只要发现携带武器的人，甚至有些时候在集中营外只要发现可疑的人，哪怕他们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武器，部队的士兵都可以随意逮捕他们。我剩余的路程将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危险，对此我早有清醒的认识，可我已没时间过多去考虑这些。我必须勇敢地走下去。

这个国家的地貌是够单一的了。一块陆地向北延伸了大约一英里，那儿有一片茂密的森林。当我们走在小路上的时候，手还得时不时地拨开挡道的树枝。许多路都穿过古巴人居住的地方。炎热的天气让我汗流浃背，而且有些喘不过气来，我真羡慕我的同伴，因为他们早已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尽管身上穿的衣服和我一样多，却没有感觉热得受不了。我们继续前行，有时穿越小山谷，有时走过茂密的树林。太阳像个大火球一样烤着大地，可以想象，不停地行进着的我们经受着怎样的考验。当我们远离海岸，接近大山的时候，沿途的密林渐渐变成灌木丛。不久，我们便到了灌木丛中的一块空地，发现那儿长着不少椰子树，而且树上还结着椰子。树上滴下的水滴，正好可以滋润我们快要冒烟的咽喉。由于我们有任务在身，并不敢在此久留。傍晚之前，我们还要走几里路，翻越一座陡峭倾斜的山峰。

没过多久，我们便进入了一片真正的热带雨林。到了这儿，行进容易了些，空气流动我们很难觉察到，但尽管这样，与以前相比，我们呼吸顺畅多了，而且体力也得到了恢复。

穿过这座森林，有一条“皇家大道”，从帕提罗直通圣地亚哥。当我们快要到达这条路时，陪伴着我的那些同行人员，却一个一个地消失在丛林中。没过多久，我身边只剩下泽瓦西科·萨比奥。我转身想问他一个问题时，我看到他把一根手指放在了他的嘴唇上，给我打了一个不要说话的手势，并无声地暗示我赶快把手里的步枪和左轮手枪准备好。随后他也突然消失在热带丛林中。

我很快就明白泽瓦西科·萨比奥做出这种奇怪行为的原因。在丛林中，响起了马蹄声，西班牙的骑兵出现了。他们离我很近，以至于我偶尔还能够听到几声口令。

回想起刚才的情景，我不禁敬佩起陪伴我的那些人的机智与警惕。如果他们丧失了警惕性，带着我直接走上那条大道的话，很可能要和西班牙骑兵遭遇，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打开手枪和步枪的保险，手指扣在扳机上，时刻准备应付突发情况。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我心里想着，枪声时刻都有可能响起。值得庆幸的是，西班牙骑兵始终没有发现隐藏在密林中的我们。过了一会儿，骑兵们离开了。原先陪伴着我的那些人，一个个地回到我身边。最后泽瓦西科·萨比奥也回来了。

“我们刚才分散开，是为了万一被敌人发现时，把敌人从你这儿引诱开。我们大家刚才都已在路两边埋伏好了，敌人一旦发现我们，我们就会向敌人发起攻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如果我们这次不得不开火的话，那将是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泽瓦西科·萨比奥向我说道。

但泽瓦西科·萨比奥随后又满脸遗憾地补充说：“我们护送你的职责应当放在第一位！痛痛快快地伏击敌人一次，只得放在第二位了。”

我们选择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停了下来。大家拾了不少干柴，点起一堆火，然后把随身带的土豆，埋在火堆里。

土豆烧熟后，大伙围坐一起，一人分上几个。我们早已饿了，就把这些土豆当作一顿饭，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吃完之后，我们便赶快上路。

当我吃起那些土豆时，我不由得想起了我们的民族英雄马里恩。他出生于１７３２年，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１７７５~１７８３）的一位军官，他率领自己的士兵在南卡罗莱那沼泽地带进行游击战争，屡创英军，被英军称为“沼泽狐狸”。１８７１年，马里恩因战功卓著而晋升为准将。在那段艰苦作战的岁月里，马里恩和他的部队也都只能吃些土豆之类的东西充饥。这时我的脑海闪现一个念头，既然当年马里恩和他的士兵们能够靠吃土豆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为自由而战的这些古巴人，在爱国精神的鼓舞下也一定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我想到这些，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此行的使命就是要把情报送给他们的将军，并让我们国家的士兵也能够为了古巴人民的利益而参战，从而帮助他们。

到达目的地的那天，我看到许多衣着和我有很大差异的人在那儿等着我。

“这些人是谁？”我询问说。

“先生，他们是西班牙军队的逃兵，”泽瓦西科·萨比奥回答道，“他们从曼扎尼罗那儿逃出来。他们声称，食物匮乏，以及长官的虐待，是他们叛逃的主要原因。”

敌人的逃兵，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用价值的，这个道理谁都懂。但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我由于不了解他们的背景，对他们每个人是否都是真正投诚，还没有十分把握。谁敢保证他们中不会有人随时离开我们这个营地，给西班牙部队通风报信呢？通风报信者会告诉西班牙军官，一个美国人现在已经来到古巴，而且他明显是要去找加西亚将军的。试想一下，西班牙军队要得到这样一个情报，肯定会竭尽全力搜捕我，那我的使命能否顺利完成就很难说了。因此，我对泽瓦西科·萨比奥说：“对这些逃兵认真审查。另外，我们在此停留期间，确保他们中不会有任何人离开这儿。”

“是，先生！”泽瓦西科·萨比奥郑重其事地回答说。

为了我的人身安全，并能够完成这光荣的历史使命，我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那种“逃兵中可能会有人随时离开我们这个营地，给西班牙部队密报我这个美国人来到这儿”的考虑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外人可能并不十分了解我此行的使命，但我的出现，足以引起那儿的两个间谍的怀疑，而且如果不是我事先有所防备，肯定就被敌人刺杀了。那两名间谍当天晚上决定偷偷离开营地，秘密返回西班牙军队，向他们报告“一个美国军官”已被护送到古巴。

半夜里，给我站岗的那位哨兵发现情况不妙，向可疑的人开了一枪。清脆的枪响，把我惊醒了。几乎与此同时，一个黑影窜到我的吊床附近。我呼地一下跳了起来，闪到对面的墙角。就在这一刹那，另外一个身影也窜了进来，抡起一把刀，朝第一个扑向我的吊床的人砍去。那刀刺中了第一个人的肩部及肺部，他随后便倒在地上。等我们点亮屋子里的灯后，我发现被刺倒的人就是其中的一个间谍。他在临死之前告诉我们说，他和同伙约定好，万一他的同伙没有能够成功地逃出营地，他就应当立即下手，把我刺死，以免我去完成什么重大使命。当他发现哨兵开枪把企图逃走的同伙打死时，他当即开始了刺杀行动。好在我们事先有所提防，在他刺杀我时，负责保护我的人出刀把他砍倒。

马和马鞍直到第二天晚些时候才备好。这比我们原定的出发时间稍微推迟了一些，使得计划不能顺利进行，我为此感到有些恼怒，但这无济于事，马鞍比马更难弄到，让我有些不耐烦了，于是就问泽瓦西科·萨比奥，为什么没有马鞍我们就无法继续呢？

“加西亚将军正包围着位于古巴中部的巴雅莫，先生，”他回答道，“我们不得不走一段相当长的路，才能到达那儿。”

这就是寻找马鞍的原因。如果路不是那么远，我们倒可以凑合一下，骑马时不用马鞍。在随后的四天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马背上度过。这时候，我不得不钦佩他们的明智。如果没有马鞍的话，我一直骑在马背上，那滋味可能会如同受刑。这儿我还要提一下我骑的那匹马。套上马鞍之后，那匹马好像有用不完的劲，它的奔跑能力完全赛过美洲平原上驰骋的骏马。

在离开营地之后，我们骑着马沿着山路前进。沿途非常荒凉，我们完全是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但我们的向导可真是了不起，他居然能够像生活在平原地带的人们熟悉自己居住地区的道路一样，对这些蜿蜒盘旋的山路了如指掌。

我们越过一个高高的山岭之后，来到了山东边的开阔地带。在那儿我们碰到一群小孩和一位白发披肩的老人。他们都拍着手，欢迎我们的来临。那位老人是当地的一位族长，泽瓦西科·萨比奥走上前去，和他说了几句话。随后，人群中响起了“美国万岁！”“古巴万岁！”的口号。当时的沸腾场面十分感人，它让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们如何得知我的到来，至今我都不知道，但这个消息，却像长了翅膀一般，在当地迅速传播开来。作为一位美国人，我的到来，让那位老人和那群孩子感到无比高兴。

那天晚上，我们宿营在雅拉。有一条河流，发源于雅拉。护送我的人告诉我说，这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我可以看到，在我们宿营的地方，有以前已经挖好的战壕，它是为了抵御西班牙军队的入侵而挖的。熟悉古巴历史的人，都知道雅拉这个小镇。在１８６８~１８７８年的“十年战争”中，雅拉镇的人民吹响起了追求自由与解放的第一支号角。我的吊床被架在“壕沟”里，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壕沟，它的两侧只是用石头垒起来的两道墙。我注意到，他们从别处又给我调来一位警卫，这位警卫整夜守护在我身旁。

泽瓦西科·萨比奥在想方设法帮助我顺利完成这次使命。这一点，我从一开始接触他，就深深地感受到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从北面崎岖不平的赛拉山地向前行进，随后走到了东边的一个河滩。我们必须越过一座年久失修的桥，并且经过低洼地带。那里充满了危险，因为我们很有可能遭到伏击。要知道，那儿可是西班牙军队经常出没的地方。

一条河流经此地，河岸非常陡。在我的作战生涯中，遇到过许多对战马来说十分难走的地形。可要与这儿的地形相比，它们应该说是好走的了。我们必须让那些可怜的战马慢慢地顺着山坡下到谷地，战马所承受的磨难真是超乎想象。但真的没有办法，情报必须得送到加西亚将军那儿。哎！在战争年代，当成千上万人为了获得自由而浴血奋战时，供他们使用的战马也得历经磨难。我为自己让这些战马受到如此大的苦累感到歉意，但当时我也没有时间去对它们表现出我的同情心。

经过了前所未有的劳累后，我感到无比的轻松。我们在骑了好长时间的马后，在吉伯拉的森林边缘的庄稼地中间搭建的小屋前停下了。一只刚宰杀的牛悬挂在椽上，小屋的主人在为我们的到来忙着准备晚餐。负责人在向大家宣布我的到来之后，我们就开始享用晚餐。那顿晚餐包括新鲜的烤牛肉和面包。

我刚吃完这顿丰盛的晚餐，就听到不远处的森林边缘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原来是罗伊斯将军手下的上校卡斯特罗来了。首先，训练有素的他，以自己长官的名义，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还告诉我说，他的长官罗伊斯将军预计第二天早上到达这儿。随后，他跨上战马，马鞭一挥，闪电般而来，又闪电般离去。他这种欢迎，让我深刻感受到，我的行程及沿途接待，都已做了精心安排。

罗伊斯将军又增派了２００名骑兵来护送我。有时由于森林中道路十分窄，我们的人只能一个接一个地穿行林中。

我明显觉得，我们这支队伍的向导是一位十分有经验的人。借着森林的掩护，我们快速前进。远处的人谁也不会想到，在这茂密的林中，竟然有一支部队在全速前进。道路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平坦，可一路上却遇到过几条溪流，而且溪岸很陡。碰到这类情况，我们都小心翼翼地牵着战马，在水流较缓的地方，涉水而过。在这个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再一次对向导在这密林间，十分准确地带领一支部队快速前进的超常能力佩服不已。一般我都在队伍的中间，但我特别想接近这位向导。因此，在接下来的一次涉水过溪时，我特意加快速度，走上前去，对向导细细打量。他名叫戴尼西托·列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人，他在这支古巴部队中的军衔是中尉。他能够在这漫无边际的森林中，快速地找出前进的道路。他使用大砍刀的技术也令人惊诧。每逢前边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就用那把砍刀披荆斩棘，硬是为部队开辟出一条道路。只见他在不停地左砍右削，似乎身上有用不完的劲。

４月３０日的晚上，我们来到了里奥贝，它是巴亚摩河的一条支流。巴亚摩河距离巴亚摩市大约只有２０英里。我们的吊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泽瓦西科·萨比奥就满面春风地来了。

一见到我，泽瓦西科·萨比奥就乐呵呵地说道：“他在那儿，先生！加西亚将军就在巴亚摩。西班牙部队开始沿着科托河撤退。”

我是多么渴望尽快与加西亚将军取得联系，我一刻都不想等待，我建议连夜赶过去。但是经过会议讨论后，我的建议最终没能通过。

１８９８年５月的一天，是我们美国的“杜威”日。乔治·杜威（１８３７~１９１７）是美国著名的海军上将，美西战争时指挥美军在马尼拉湾击败西班牙舰队（１８９８），从而使美国夺取菲律宾，战后晋升为海军上将，后任海军总署署长。我躺在古巴森林中，久久不能入睡，杜威上将的高大形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率军摧毁西班牙舰队的那种横扫一切的气概深深地激励着我。我前去找加西亚将军那天，他率领美国海军击沉了西班牙的军舰，接下来直逼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那天一大早我们就上了路，顺着梯田向巴亚摩平原走去。这是一片十分辽阔的土地，荒芜了多年，如今它开始渐渐显露生机。我们在经过这个平原时，还能够看到西班牙军队放火烧过的痕迹。随后，我们骑着马在荒野上飞驰了１００多英里，所过之地虽然景色异常优美，却人迹罕至。

我们穿过的草丛十分茂密而高耸，远处的人根本不可能看到在里面穿行的队伍。太阳当头照着我们，它不仅把大地灼烧得异常炎热，而且也把我们晒得浑身是汗，但一想到我们很快就要到达最终的目的地，我们的使命即将完成，这些苦累都被忘得一干二净。这时候，甚至连我们骑的战马也被我们的情绪所感染，不知疲倦地向前奔跑。

后来，我们走到了皇家大道附近。在那儿我们碰到了许多衣衫褴褛的穷苦之人，看到我们之后，他们眼里露出羡慕的神情。过了一会儿，我还看到不少欢快鸣叫的鹦鹉。天快黑了，它们也到该归巢的时候了。

在离我们不远的河畔，有一个镇子。听当地人说，这个镇子以前曾很繁华，人口多达３万。可如今，饱受战争蹂躏的它，却成了只有２０００来人的破旧小镇。在小镇的外围，有西班牙部队建立的碉堡。由于它们比较高，所以很显眼，我们老远就看到了它们有些地方，还冒着黑烟，这是古巴人袭击敌人的驻地时乘机放火所致。

之后，我们在岸上排好队，泽瓦西科·萨比奥站在队伍前面，给士兵们训过话后，队伍再次出发。我们在牵马过溪的时候，稍做停留，为的是让那些战马借机多喝些水，再吃些溪边的青草，为跑完最后的旅程储存一些能量。

（在此，我从那天出版的当地报纸上摘一段话：古巴将军说，美军中尉的到来，让古巴军人们感到群情激昂。事先我们并没有公开宣告美军中尉的到来，但他刚一到，消息就不胫而走。和他走在一起的，是古巴的向导。）

很快我便来到了加西亚将军的驻地。在这次漫长的旅途中，时时刻刻都充满着危险，我的使命随时都有无法完成的可能，而且我随时都有可能死于敌人之手。但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收获了最终的成功。

当我们到达加西亚将军总部门前时，古巴的国旗在一根倾斜的旗杆上飘扬。周围的一切，在我的眼里都是新鲜而陌生的。我们骑马排好队，然后听到泽瓦西科·萨比奥一声命令：“站在马旁！”大家便一起下马，站在各自的战马旁边。加西亚将军认识泽瓦西科·萨比奥，因此当泽瓦西科·萨比奥走到将军办公室的门口时，卫兵就让他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和加西亚将军一起出来了。将军热诚地欢迎我的到来，并让我和助手一起进去。加西亚将军把我介绍给他手下那些穿着干净的白制服，手持武器的部下。将军还对我说，为了工作方便，泽瓦西科·萨比奥专门给我办了一个证件。

好多事情都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在他们的一封信中，我被称为“一位值得信任之人”。而翻译在向大家解释时，却把我称为“一个有信心的人”。

早餐之后，我们开始做起正事。我向加西亚将军解释说，尽管我离开美国时，随身带着一封外交公函，可我此行的使命，从本质上来讲，纯粹是军事性的。美国总统和作战部想了解古巴东部的最新军事形势（其他两个军官已经被送往古巴中部和古巴西部，但他们难以完成上级赋予的使命）。目前美国方面迫切需要掌握的情报，就是西班牙部队驻守的阵地，西班牙部队的状况和兵力，他们的军官，尤其是其总指挥官的特点，西班牙部队的士气，这个国家的地貌特征、交通，尤其是道路状况。简而言之，美国方面需要知道任何有助于做出正确决定的情报。美国方面还需要了解的重要情况，就是加西亚将军在作战方面的建议。比如，加西亚将军认为，古巴军队和美国军队应该联合起来抗击西班牙军队，或者是分别向西班牙军队发起攻击。此外，我还告诉加西亚将军，我们美国也很乐意了解有关古巴武装力量的具体情况，或者说，我们美国方面想尽可能更多地了解（加西亚将军觉得适合提供的）古巴武装力量现状。如果与加西亚将军的意愿不违背的话，我愿意让他给我派些任务，让我随着古巴部队一起在战场上抗击敌军。

加西亚将军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只让他儿子小加西亚上校留在屋内陪着我，而他则和那些参谋出去了。大约３点来钟，将军回来了。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决定派遣３名手下军官随我前往美国。这３名军官都是在战争上作战十分英勇的人，受过很好的军事训练。他们都很了解自己的国家，尤其有能力回答他人提出的各种问题。如果我能够在古巴呆上数月的话，或许我能够写一份十分详尽的报告。可在当时，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美国政府越能尽快了解到自己想了解的信息，就能够越快地做出更好的决策。

加西亚将军接着向我谈道，他的部队很需要武器装备，尤其需要威力很大的大炮，因为他们如果有了这种武器的话，就能够比较容易地攻击敌军的碉堡。一谈到弹药，加西亚将军就说，他的部队目前弹药十分缺乏，而且由于士兵们所用的步枪口径不一，这使得弹药补给工作非常难做。他觉得为了使这个问题简单化，最好采用美国的步枪，重新武装他的部队。

库拉佐将军是这支部队里另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赫纳德兹上校和维雅塔医生都对该岛及整个热带地区的流行疾病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护送我们的两位水手对北部海岸非常熟悉。加西亚将军补充说，如果美国方面决定给这支部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装备，那么陪同我的几位古巴人到时能为此做不少具体而有价值的工作。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留心察看了岛上的各种地形。周围的许多景象，对我来说都很陌生，由于有重要任务在身，我无暇顾及。从加西亚将军的安排中我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经验十分丰富的军人，他知道怎样让美国方面以最快的方式了解到自己想掌握的情况。

为了表示对我此行的重视与关心，加西亚将军专门安排了一个非正式的招待会。当天晚上５点，最后一顿为我饯行的晚餐开始了。临行前，有人告诉我说，此行护送我的人就在门口。当我走到街上时，我很吃惊地发现，我来时的向导和那几个同伴并不在队伍之中。我首先想知道泽瓦西科·萨比奥和其他几位人员的去向。加西亚将军说，泽瓦西科·萨比奥本想再次护送我返回美国，但加西亚将军没有应允，因为在南部地区还有许多重要任务等待着泽瓦西科·萨比奥去完成。我来的时候，泽瓦西科·萨比奥及其他几位人员为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机智、沉着，我恐怕早就落入敌手。我真诚地让将军代我向他们几个表达我内心无限的谢意。在和加西亚将军来了一个真正的拉美式拥抱之后，我和几位陪同人员便踏上归途。

我感到无比自豪的是，我已经把消息带给了加西亚将军。

我前去找加西亚将军的一路上，碰到了许多艰难险阻，但若将它与我返回美国的旅途相比，它就显得多少有些平淡无奇。我去的时候，从牙买加一离开，便乘船在海上航行，并没有遭受多大波折，而且我在陆路上向着加西亚的部队前进时，有很好的向导引路，而且还有不少人时刻保护着我。但当我要返回美国的时候，战争已经开始了，西班牙的军队也极为警惕。他们的士兵在海岸边频繁巡逻，炮艇在海湾里进进出出。他们在众多碉堡里派驻了狙击手，这些狙击手随时做好开枪的准备，一旦遇到可疑的人就会扣动扳机。而且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一个真正的特务。一旦被捕的话，我肯定是死路一条。就自然境况而言，那汹涌澎湃的大海也将成为我随后的航行的严峻考验。

尽管如此，我绝对不能临阵退缩，而应当继续努力，克服千难万险，不辱使命。我知道我此次返回美国，身上寄予着不计其数的古巴人的厚望，而且我们美国方面，也急欲了解古巴方面的打算。这么重大的任务压在我的肩上，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和我同行的那几个人，也都有同样的感觉，因为他们的身上，也寄予着加西亚将军的厚望。我们一行极其谨慎地向北部前进，沿途小心翼翼地躲开西班牙军队的哨所。没过多久，我们便来到外形像一个瓶子的玛纳蒂港口。在这个港口的一侧，设有西班牙军队的碉堡，驻守在那儿的士兵荷枪实弹，时刻监视着港口内的情况。

有谁能够想到，我们几个肩负重要使命的人偏偏选择了这个港口作为登船起航地。要知道，这可完全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行动。也许促使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我们用于这次航行的，就是一艘轻舟，１０４立方英尺的容量，我们有黄麻带，将它缝合在一起可作船帆使用，我们有煮熟的牛肉和水作补给品，我们借助这艘轻舟，将要向北航行１５０英里，到达纳索岛的新普罗维顿斯。想象一下，在敌军控制的水域，敌军装备精良、速度奇快的巡逻艇来来去去，而我们却要借一艘轻舟穿过这片水域，其危险性该有多么大。

但是我们为了完成任务，已别无选择，只有勇往直前，放手一搏。

我们要登船时，发现它根本容纳不下６个人，于是维亚塔医生只好原路返回巴亚摩，而剩下的５个人，义无反顾地登上那艘轻舟，去接受最严峻的考验。

我们准备起航之时，狂风怒号，港口内的海面上波浪滚滚。由于风浪实在太大，我们把小船固定在岸边，一直等待着风平浪静时再出发。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清醒地意识到，在那儿等待，也时刻面临着危险。当时天上还有月亮，如果大风把云朵吹走的话，我们可就要暴露在皎洁的月光之下，那样很容易被巡逻的敌人发现。

但是好运总在特别关照我们，在等待的那阵子，敌人始终没有发现我们。

到了１１点钟，我们的小船出航了。船上只有我们５个人。一朵朵乌云不断地从月亮前飘过，这就使得我们时而被阴影所掩护，时而暴露在月光下面。我们５个人做了分工，其中４个人负责摇动船桨，一个人则负责掌舵。我们在途经设在不远处的敌人的碉堡时，没有能够看到它们，这也可能是我们未被碉堡里的敌人发现的缘故。但当时我们的紧张心情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因为我们知道，碉堡里的大炮随时都有可能朝我们轰击，凄厉的枪声时刻都可能打破夜空的沉寂。我们的小船摇摆得非常厉害，有时我们都觉得它要翻了。好在船上的其他几个人都很有经验，在他们的努力下，我们的小船经受住了风浪的考验，不久就离开了港湾。

长时间的劳累，以及海上航行的单调，让我昏昏欲睡。

但是没过多久，一个大浪向我们袭来，小船的船舱被灌满了海水，差一点翻了。这一下可搞得我睡意全无。在那个漫长的夜晚，我们几个人不停地用水桶把溅到船舱的海水往外舀。我们浑身都被海水浸湿，整夜地舀水又使我们精疲力竭，就在这时，一轮红日跃出远处的海平面。掌舵的那个人举目远眺，然后不禁叫道：“你们快看！”

它会是一支西班牙舰队吗？

不是！它是辛普森将军率领的舰队，他们正向东航行，前去攻击波多黎各的圣胡安。

我们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那一天，艳阳高照，在灼热太阳的烘烤下，我们仍然必须一刻不停地把溅到船舱的海水舀出来。谁也无法放松一下，谁也不能打一会儿盹。即便附近有美国的舰队经过，但西班牙的巡逻艇也很可能在附近出没，如果我们不幸被这些巡逻艇发现的话，肯定要落入敌手。那天夜幕降临之时，我们５个人都累得浑身像要散架一样。尽管每个人都已疲惫不堪，却不能休息片刻。天黑之后，风越刮越大，浪头也越来越高，溅到小船里的海水自然也越来越多。为了不让这条小船沉没在一望无际的大海里，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不断地用水桶往外舀水。在第二天，也就是５月７日的上午１０点钟，我们的小船航行到马哈马群岛的安多斯岛。我们把船靠到岸边，一行５人赶快上到岸上，做短暂的休息。

那天下午，我们找了一条大船。这条大船有１３位黑人船员驾驶。这些说当地语的黑人船员，一讲起话来，我们连一句都听不懂。但手势语能够让我们彼此之间进行简单的交流，很快我们就达成协议，我们给他们一些钱，他们负责用自己的船送我们。那艘船还载了一群猪。我筋疲力尽，累到了极点，很想借这个机会好好地睡一觉，可那些猪刺耳的叫声，总是让我无法入睡。

第二天下午，当船驶入新普罗维顿斯的时候，我们被当地的检疫所官员扣留了。由于当时古巴正流行黄热病，检疫所的官员以此为借口，把我们隔离在霍格岛。

值得庆幸的是，次日我便托人给美国总领事迈克兰先生捎了个口信，让迈克兰先生出面尽快解救我们。５月１０日，我们被释放。５月１１日，“无畏”号帆船靠到了码头，我们５个人登上这艘帆船。

当我们快到达佛罗里达州南部海岸的低岛的时候，幸运不再与我们为伍。５月１２日，狂风吹了整整一天，船不得不暂时停靠在一个背风之地。５月１３日，风渐渐小了下来，我们终于可以继续航行。最后，这艘帆船把我们带到岛的西部。到了那儿之后，我们搭上了到坦帕的火车。经过一番辗转，我们最终返回此行的目的地华盛顿。

在华盛顿，我找到美国军方的一位高级参谋，向他做了一个简要的汇报。当他听完我的汇报后，告诉我去找麦耶斯参谋长，并说他会给我提供帮助。

我十分钦佩美军中尉安得鲁·Ｓ·罗文的壮举。他历经艰辛，把重要的情报送给了加西亚将军，同时又把有关古巴的情况，以及与美国作战的西班牙军队的重要情况带回了美国。他为美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此外，依我看来，罗文中尉为完成重要使命而恪尽职守、英勇无畏的精神，的确难能可贵，值得载入史册！

后来有一天，当我和麦耶斯将军一同参加完一个会议之后，我收到了麦金莱总统（１８４３~１９０１，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共和党人，发动美西战争，攻占夏威夷后被刺杀）的贺信，信中感谢我顺利把信送给加西亚将军，圆满完成重大使命。

“你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这项重大使命！”这是麦金莱总统贺信中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作为一位普普通通的军人，我为自己能够恪尽职守、不辱使命感到自豪。

我终于可以骄傲地说，我顺利地把信送给了加西亚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