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刘翠英，1930年生，江苏兴化人，1946年6月参加新四军，1949年6月入党。曾是文工队队员、文工团团员，后任浙江军区政治部民运部办事员、定海县人武部办事员、定海县政府办事员等职，1957年起先后在昌化县供销社、临安县财税局、医药公司、临安土特产公司、废旧物资回收公司等单位工作。

一

1930年6月，我出生于江苏省兴化县和塔乡界牌楼村。我小时家里有6口人，17小亩地，不过产量很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家人能吃饱。

1940年我10岁时，父亲去世了，家里每况愈下。我哥哥13岁时生病故去。母亲守寡，照料全家人的生活。小麦、水稻的种子都要付钱，耕作需要劳力，我家付不起钱，也没有劳力，所以田地都荒废了。妈妈给人家做点不要工钱的针线活，吃顿人家的饭。好心的东家听说我们家有几个小孩挨饿，给我妈一两瓢米。我捡茅草、芦苇，晒干后供家里烧饭用，还跟妈妈到田地里干活。参加革命工作后，我把家人都带到了昌化。

村里有私塾，但是如果去念书，家里就要给先生提供饭食和工钱，我家承担不起。我没读过书，农村对女孩学文化不重视。只是我7岁时，陪着哥哥上学，站在旁边听听。

抗日战争时，我年纪尚小。我们村属于敌占区，河东的碉堡就是敌人拆了老百姓家的砖瓦建的。有一回日本鬼子闯入我们村，妈妈、婶子、大娘带着我往西逃到离村庄很远的地方。等我们回村时，发现家里被鬼子翻得乱糟糟，粮食、蔬菜被抢，带不走的则胡乱地丢在地上，村里的家禽几乎全部被鬼子抢走。以后我还亲眼看到过鬼子兵到村里抢鸡的情景，他们看到鸡就抓去。鬼子兵不要我们的衣服，对猪、鸡和米、面则一见就抢，比解放后上演的电影里的情景还要凶恶。当时情况稍好一点的外婆家和姨娘家帮我家渡过难关。

上世纪30年代，我舅舅家的表哥王大群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5月，有一天他要沿运河向北去时，我对他说，我想和他一起走。表哥说他要走得很远，我不能跟他去。我说：试试看，我吃不消就回家。如果我回不了家，就到另一个表哥家里去。表哥对我舅妈和我母亲说，表妹脑子很灵光，他能不能把表妹也带去？她们都同意了。这次一起出发的有6个人。

那天晚上，他把我带到离家15里路的白据，然后继续向北走到楼庄，最后走到了大丰县。这个地方在新四军的根据地内，我表哥向新四军部队的一位领导汇报了我的情况，开始那位领导认为我年纪小，不同意我留下，表哥说留下试试。我就参加了新四军，当看护员，照顾伤病员。这支部队属于华中野战军第一师，1947年1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1949年改为二十三军）。

1946年10月，我成为新四军一师文工队队员，文工队队长是顾宝章，指导员是钱纯。文工队主要为部队演出，有时也为老百姓演出。我刚去时，在文工队演出的节目中当个配角，演老百姓的角色比较多。我会跳舞、扭秧歌、唱革命歌曲。休息时间，我经常背台词，一个人学着表演。1949年杭州解放后，我在解放路的剧院里演过《白毛女》中的一个小角色。

参加新四军后，我心情变得乐观开心。部队里不仅有饭吃，有衣穿，领导和同事对我还很关心很照顾。我打摆子发热的时候，两个同事扶着我走路。队长让我骑马，只是我不会骑。我在部队也学会了关心别人，帮别人洗衣物、被子，一位同事的鞋子脏了，我一声不响地帮助她洗干净。

二

1949年4月21日晚至22日，我们从江苏江阴过长江，然后一路行军到杭州。在笕桥机场，看到国民党军一架破破烂烂的飞机。

我于1949年6月20日入党，提干也是那一天。入党介绍人是钱纯。钱纯找我谈话，鼓励我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并且要少讲话、多做事。钱纯比我大好几岁，为人很热情，经常帮助别人，是我心目中的优秀党员。从1946年上半年参加新四军，再到1949年在杭州入党，我从一个不懂世事的小姑娘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文艺兵，成为部队大家庭的一员，这是党培养我、教育我的结果。我感到很光荣，我要跟着共产党走一辈子！

1949年7月到1951年7月，我调到七兵团任文工团团员、教导团学员、浙江军区民运部办事员。我参加了诸暨县枫桥乡土改工作，任工作队队长兼枫桥乡代理乡长。我是外地人，对浙江的情况不熟悉，对枫桥更是陌生。

解放初，诸暨匪情严重。土匪时常袭击乡政府，杀害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破坏征粮工作和土地改革。组织上发给我一把手枪，我晚上休息时，子弹都推上膛。代理枫桥乡乡长期间，还在群众大会上宣判了一个民愤极大的女恶霸地主。

枫桥各阶层土地占有的状况严重不均，占人口60％以上的贫雇农，仅占土地的20％。我们紧紧执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的阶级路线开展工作。做好工作主要应该依靠当地群众，工作队首先下到各村里去调查当地的情况。我们召集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开会，了解地主的经济情况和政治面貌，了解贫下中农的家庭情况和土地占有数量，了解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态度。我们在各村召开群众诉苦大会，揭发地主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也召开了妇女代表会议、青年代表会议、民兵工作会议。整体情况了解以后，我们组织各村农会和乡农会，再培训当地干部，讲解土改政策。根据土地和财产占有状况，划定成分。一个村人口有多少，总共有多少土地，地主占有土地多少，贫雇农占有土地多少，都要准确掌握。最后是合理分配土地，雇农、贫农无偿分得土地。做农村工作并不容易，这就需要准确把握政策，并得到多数群众的理解和赞同。枫桥乡的土改工作大概进行了4个月，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此地工作完成，我又去陈才乡、牌头乡参加土改工作。

工作完成后，我从诸暨返回杭州，在浙江军区政治部下的民运部任办事员。抗美援朝期间，群众捐献的金戒指、金条、银子、元宝等，由我负责保管。我一毫都不动用，清点检查后，放到保险柜。

1951年7月到1954年12月，我在绍兴军区教导队当学员。我开始学文化，从小学到初中的内容学习了3年，也就是3年时间学了9年的课程内容。一方面老师教得很努力，另一方面我也勤奋好学。从此开始，我不仅学会写自己的姓名，还学会了写信。

1954年12月到1957年6月，我在定海县人武部当办事员。我丈夫仕学忠军人出身，是山东南下干部，在定海县人武部工作，我在绍兴学习结束后就去了那里。他为人诚恳，工作积极，群众对他的反映很好。

后来部队要精简一批干部，女同志先精简下来。我从定海县人武部转业到定海县人民政府人事科任办事员。工作了一段时间，丈夫也要转业，到绍兴转业干部速成学校学习，我也随他到那里学习。学习结束后，我们一起到昌化县工作。

三

1957年6月至1960年12月，我在昌化县供销社人事秘书股工作，管理档案并做文件收发、材料抄写等工作。农忙时，我参加送货下乡，有吃的、用的，用双轮车推、担子挑，也下地帮农民劳动。为了不耽误工作，我给上幼儿园的小孩找了个保姆。我是农民出身，不怕苦，也不叫苦。下乡去过颊口、马啸、浪广等地。鞋子一脱，我直接和群众一起下田干活，群众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和群众打成一片，保持农民的本色。我住在农民家里，主动给他们家烧火、做饭。昌化地区群众的生活水平不高，但都非常勤劳。

1960年12月，我调到临安财税局工作，后又到医药公司工作。1969年5月至1971年1月，我在临安人民商业整顿财贸队工作组工作，主要做清理财务工作，检查机关、单位、农村里是否有贪污腐化。1971年10月起，我长期在临安土特产公司、废物物资回收公司工作。

我文化水平低，为党和国家做了一点理所当然的工作。还是那句话——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我的幸福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教育子女要知道好日子来之不易，你们第一对党要忠诚，言行一致；第二要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第三生活上要艰苦朴素，精打细算。我的两个儿子也当过兵，都是党员。

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口述：刘翠英文字整理：程珂、吴广瑞、杨琴、汪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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