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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家信都写了啥?

每天都要亲自阅看群众来信

1950年5月上旬,我从中央团校第二期结业,分配到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后改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协助处理群众给毛泽东主席的来信,直到1966年6月,历时16载。

毛主席非常重视群众的来信,认为这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指定他的政治秘书田家英负责处理,并每天选送一定数量的群众来信给他亲自阅看。

由于群众来信不断增加,田家英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陆续调进一些同志协助处理。群众来信按内容分类,分工负责办理。其中有一些是毛主席的亲戚、朋友的来信,划为旧谊类,我就协助田家英处理这类信件。

毛主席的亲戚、朋友的来信,一般都要送给他亲自阅看。在这类信件中,有少数是错认毛主席为亲友和冒充毛主席亲友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加以分辨。

经过分辨,我们会把有明显错误或冒充毛主席亲友的信件挑出来不做处理,其余的送给毛主席。送阅前,先登记,摘录主要内容,建立档案。送阅时,在原信封上贴上纸条,写明来信人姓名,用一句话概括来信的内容。如“某某,叙别情”、“某某,求见”、“某某,要求介绍工作”、“某某,反映农村缺粮情况”等等。

毛主席看重亲情,珍视友谊,对亲戚、朋友的来信,许多都会亲自写信回复。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主席写的复信比较多,一般连同亲友来信一起退回秘书室。毛主席复信大多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信笺、信封,我们为了保密和安全,就把他的复信套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信封里,经邮局挂号寄发。

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复信,有不封口的,也有封口的,我们都抄录下来,和亲友的信一起存档。有一次,他交来一封封了口的复信后,认为信中有的字句需要斟酌,将信从秘书室索回。毛主席发现封口拆开了,便查问究竟。田家英向毛主席说明,这样做是为了抄录留底,作为资料保存,以备日后查考。

毛主席听后表示同意,约定今后他的复信交给秘书室时不再封口,由我们抄录留底,但若是封了口的,则是不许拆开、不要抄存的。从此,毛主席给亲友的复信交来时就再没有封口的。我们则除抄录留存以外,还请摄影科拍照留底,以便让毛主席复信手迹的珍贵照片得以保存。

从不为亲友谋取特殊照顾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和毛主席通信的亲友是湖南长沙的杨开智和周世钊。

毛主席的家信都写了啥?

杨开智是毛主席恩师杨昌济的儿子,也是毛主席夫人杨开慧的哥哥。新中国刚一成立,杨开智即来信报告家人的情况。毛主席得知杨开慧的母亲健在,非常高兴,立即给杨开智回信,表示欣慰。后于1950年派长子毛岸英赴湖南长沙探望杨老夫人。1960年杨老夫人寿辰,毛主席又写信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托她送礼祝贺。1962年杨老夫人去世,毛主席又致信吊唁,并嘱可以将杨老夫人与杨开慧同葬一墓。

周世钊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也是毛主席早年组织的新民学会会员。长沙解放后,周世钊担任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新中国建国前3天,周世钊寄信毛泽东,仅隔15天,毛泽东即予回复。从此以后,他们不断书信往来,互致问候,彼此寄赠诗词,讨论各种问题,而且还多次会面畅谈。

在我们处理的来信中,有许多要求到北京看望毛主席的。对此,毛主席都有计划地做了安排。通过写信最先获得毛主席同意进京相聚的是湖南湘潭韶山的毛宇居。他是毛主席的堂兄,又是毛主席幼时在私塾读书时的老师。

大约1950年9月,他第一次来北京,我参与接待,安排他在中南海流水音畔一所平房里住。毛主席很快接见了他。当毛宇居来到毛主席中南海的住处时,毛主席握着他的手,带着乡音欢迎说:“来客哒,来客哒,快请坐!”毛主席还设家宴招待,宴席破例办得很丰盛,既有“京都大菜”,还有几道家乡风味的便菜,如豆腐、辣椒豆豉等。

席间,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家乡的情况,言语之中流露出游子对故土和故人的深切向往与怀念。毛主席还将几个子女叫到跟前,向毛宇居做了介绍。

毛主席对亲友的生活状况十分关心,但从不凭借自己的地位为他们谋取特殊照顾。许多亲友来信都要求介绍工作的,他都予以婉拒。

毛主席对亲友的接济,每次少则百元,多则上千元,都从他的稿费中支付。我按照他的指示,每次都要先请田家英签字,到为他保管稿费的特别会计室领取,然后直接送去或通过邮局汇寄。

从亲友来信中了解基层情况

毛主席对亲友来信反映情况尤为欢迎,他把这作为了解实际情况的一条途径。

毛主席的表兄文南松1950年春来信谈到当地乡间缺粮的问题,毛主席5月11日复信表示感谢,并要他把缺粮的详细情况来信告知。

同年5月,他还写信给堂兄毛宇居,告以“乡间情况,尚望随时示知”。1952年毛主席在给他湖南省高等中学同学易南屏的复信中也说“乡间情形,尚祈时示一二”。

1953年10月2日,毛主席的表侄文九明来信,说有乡间情况要反映。毛主席10月26日回信,同意他来北京当面详谈。

文九明读过几年书,有点文化,是乡农会委员、农业社社长。文九明此次到北京,当面向毛主席报告了农村基层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表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等“五多”困扰的情况。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党中央及时下发文件,使党政机关的工作作风得到了改进。

毛主席对亲友来信提出的一些其他符合情理的要求,常尽量予以满足。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校长张干1963年来信,说他年老有病,要求将女儿从北京调回湖南工作,以便对他照顾。毛主席曾设法给予协助。

毛主席对亲戚是热爱的,对朋友是友好的,但同时又严格要求他们。1954年,毛主席的表侄文炳璋来信,反映毛主席舅家文氏兄弟不大尊重乡政府等情况。他即给文氏兄弟所在的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信,告诫他们不要因为他而放松对他亲戚的管理。信中说:“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不能有任何特殊。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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